（说历史的女人——第1515期）
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只有一次，格外弥足珍贵。
任何人的一生，也都无法逃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但是当病魔来临时，尤其是当绝症来临时，我们该怎么做，却是最为考验人的时刻。有的人陷入了恐慌、紧张，有的人干脆茶饭不香，有的人则干脆陷入消沉，就等着死神的来临。但是有一个人，他是例外，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病魔所带来的恐惧，更见不到被死神所控制的任何气息——他在癌症面前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是伟人的、是英雄的、是令人敬仰的，这个人便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最后的两年中，先后做了大小手术13次，受尽磨难却依然不折不挠，体重降至61斤，瘦到令人心碎却依然工作不止，临终前想见三个人，却未能全部如愿，暗藏了无尽的遗憾！
——引言。
一：用五个理由说服总理做检查，京沪津三地专家确诊。
1972年，5月12日，清晨。
按照一周为总理进行一次大小便例行检查的惯例，这天早上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拿走了尿检的小瓶子。
1972年，5月13日。
周恩来的尿检化验结果出现在张佐良的手上——4个红血球。
张佐良立即给吴阶平打电话，汇报这个情况。
吴阶平心里一沉，建议张佐良再取几次尿样进行化验，以确保无虞。
可是张佐良放下电话，却犯了难，因为作为周总理十年如一日的保健医生，他太了解周总理了——因为总理凡事都极注意细节，像猜忌尿样这样的事，如再采集，必然会引起周总理的疑问，若总理问及，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张佐良坐在那里苦思冥想，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他的大脑飞速转动，为了保险起见，他想出了5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需再次进行尿样化验；
第二个理由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需进行二次尿样化验；
第三个理由是：膀胱炎症；
第四个理由是：尿道血管畸形；
第五个理由是：膀胱里有良性瘤。
（当然还有第六个，那就是癌，但是张佐良不敢说。）
张佐良觉得自己这五个理由应该能够说服总理配合再进行一次尿检，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去找邓颖超把自己这五个理由说了说，想请邓颖超帮忙完善一下。邓颖超觉得这个五个理由很充分，总理定会配合，同时邓颖超还专门看了一下总理最近的日程表，给他建议了一个合适的时间。
于是，1972年，5月14日，清晨。
张佐良再次出现在周恩来总理的西花厅办公室。
一切都如所料，总理追根问底，当得知就是采集一个尿样，立即就配合了。
张佐良拿到尿样后，赶紧送到北京医院病理科。
1972年，5月15日。
北京医院把尿样化验结果和报告单，一并送到了张佐良的手里。
当张佐良看到化验单上写的“8个红血球”和检查报告单上写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时，他的大脑轰一下，一片空白，他蒙住了。
在发蒙之后，张佐良立即恢复了理智，他知道自己是医生，肩负重任。他不敢相信这个结果，于是为了确保检查结果的无误，第一时间立即请来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杨大望教授，以及解放军三零一医院、协和医院的病理科主任，进行了一次会诊，经过检查，大家确认，北京医院的检查报告——“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是无误的。
张佐良再次头皮发蒙，然后赶紧把结果报告给了吴阶平。
吴阶平对于这个结果，比较谨慎，建议再组织上海和天津方面的专家对北京专家给出的结果确诊。当然是匿名进行，专家们也不知道正在确诊的对象是谁。
1972年，5月18日。
上海和天津方面的专家给出的确诊结果，与北京专家的确诊结果一样，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所患之病，非同小病，乃是膀胱癌。
吴阶平和张佐良立即把总理的病情上报领导，等待上级安排。
在等待的过程中，张佐良医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办法让总理多喝水，最少要确保在2000ml以上。但这对于周总理而言，也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他工作繁忙，多喝水就意味着要多上厕所，上厕所频繁就会严重影响工作。另外，尤其是外事活动中，不断离开更是不合适的。因此，张佐良和医生们，只能在满心无奈和痛苦中干等。
二：周恩来最后两年，大小手术13次（大手术5次），体重降至61斤。
在紧张中，半年过去。
时间走到了1973年的元月5日，天色微亮。
张佐良医生忽然被一阵紧急地喊叫惊醒，他急忙来到周总理的办公室门口，周恩来总理的警卫秘书张树迎脸色惨白地把满是血的尿壶递给张佐良医生。
张佐良一看，心顿时一沉，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周总理在争分夺秒的工作，作为医生，张佐良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争分夺秒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可是，找谁说呢？他经过一番梳理，想到了叶剑英元帅，于是立即赶到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流着泪把周总理的身体病情如实告知。叶剑英设法把情况给重病中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周总理的治疗事宜被排上日程。
1973年，3月10日。玉泉山手术室（3月8日临时布置的）。
周恩来按照医生的要求，接受了患病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检查。
然后开始手术，这是第1次大手术。
为了确保手术的顺利成功，医生们制定了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先检查，后治疗。
第二种方案是一次手术，减少痛苦。
但是两种方案都要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癌症病灶的情况严重程度，这些情况都是要在手术台上才能知道的，手术前是无法知道的。
不过很幸运，膀胱镜下的发病部位，让医生们松了一口气，因为还没有发展为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治愈的几率非常高。于是，手术的主刀医生吴阶平采取电烧手术器械去掉了病灶，止住了流血。手术很成功，一步搞定。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一般而言，大手术之后，身体都急需调养和休息！但是周总理实在太忙了，第一次大手术刚完，他就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去，这对病情的恢复自然是非常不利的。结果，仅过了2个月，在1973年5月，总理的尿液里再次出现红血球。中间进行了几次化疗，但是实际上化疗只进行了两次，因为当时处于历史特殊时期，周恩来总理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导致总理心情很不好，压力很大，身体不能按时治疗，一下拖到——1974年3月11日，才进入305医院接受检查，并再次进行了电烧手术。
但是如上一次一样，刚做完手术，周总理又开始了繁重的工作，结果因为过度操劳分别在5月19日、5月23日、5月25日发生缺氧，这预示着周总理必须立即住院接受治疗了。实际上，在5月初的时候，化验结果已经显示总理的病情在进一步恶化，但是总理工作实在太繁忙了！张佐良等医生们和周总理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心急如焚！
一直拖到月底，病情的严重程度迫使周总理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住进了305医院。
1974年5月31日深夜，星期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忙完工作后，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之下，直接前往305医院。但是等他来到医院时，时间已经翻过了3月31日，已经是6月1日凌晨。
1974年，6月1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周恩来总理在这一天住进305医院后，就再也没有离开。
6月1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到医院，直接上了手术台，接受了患病以来的第二次大手术，切除肿瘤，手术很顺利。虽然周恩来总理再也没有离开305医院，但却把医院当做办公地，工作是一刻也没有间断，批阅文件、接待外宾。
但是不到三个月，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又复发。
在1974年8月10日，再次进行膀胱手术，切除癌症肿块。
那时候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还没有今天的微创手术，所以每次做膀胱手术，都要打开腹腔，这是一个外科大手术。如此这般频繁的大手术，对于年轻人都是难以承受的痛苦，更何况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是年过70岁的老人了！因此，周恩来总理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周恩来总理凭借着超人的坚强的意志力，撑了下来！
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使得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依然没有放下工作——因为当时的情况，太需要他了。可是过度劳累，身体终究是难以承受的，他的结肠也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个肿瘤。
1975年，3月26日。
周恩来总理接受了第三次大手术，切除结肠肿瘤。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病魔对周恩来总理身体的折磨，已经使得痊愈的可能不再有。
该次手术刚做好，周恩来总理还没下手术台，他就开始工作，不过他做的这件事，令身边的人都感动落泪。因为他叫人把李冰叫来，当时李冰是中国肿瘤医院的院长，周总理忍着疼痛在手术台上对她说：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李冰听完，出了手术室的门，泪水就流了一脸——一个人的伟大，总是在细微处彰显。
在周恩来总理患病的日子里，时间走得很快，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如同刀锋在大家的心上切过。周恩来总理的身体，似乎也被病魔之刀切割，到6月的时候，总理的体重已经降到61斤——总理的瘦，令人看了心疼、心碎！
才半年时间，又到了一个令人心疼的时刻——1975年，9月20日，下午2点，周恩来总理又接受了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的时间很长——5个小时。因为癌瘤扩散严重，医治已经无望，在这关键时刻，亲密战友邓小平说了8个字：
“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紧接着，到10月24日，病危状态之下的周恩来总理，接受了第五次大手术。
从检查患病之日起，两年来，周恩来总理接受了13次手术，其中5次大手术，如上所述。但因总理操劳过度，手术也最终没能阻挡死神的脚步。在1976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又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相比那5次大手术，这已是极小手术），下腹切口，清理肠道。三天后，1月8日，我们最爱戴的周恩来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
三：临终前想见三个人。
前面已说，即便重病缠身，即便是手术，周总理也是不忘工作。在他临终前，最想见三个人，但是实际上，因为病魔的折磨，身体已经不支，他真正见到的只有一个人。
第一个人是罗青长。
1975年12月20日清早。
周恩来总理的身体高烧38.7℃，尽管病重至此，他依然不忘工作。他突出要见罗青长，罗青长当时是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总理关心的是国家统一问题。但是当秘书请示张春桥时，却遭到了拒绝。秘书赶紧找邓小平，邓小平对于张春桥的拒绝非常生气，他说：
“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就这样，在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的支持下，罗青长来到了医院。但是罗青长才见到总理，周恩来总理就又昏迷了。医护人员进行抢救的时候，罗青长就在门外等着。一直等到中午，总理才苏醒。罗青长进去和总理谈话，但只说了15分钟，总理就又陷入了昏迷。
罗青长心情十分沉重，泪水不由流了下来。为了让总理好好休息一下，他悄悄离开了医院。他原本想等总理身体稍好一点，再来说，谁知，却成了永别。
第二个人是邬吉成。
1976年元月2日，周恩来总理的身体已经非常之虚弱，连说话都极其吃力了。一次昏迷醒来后，他非常艰难地说：“邬……邬……钓鱼台那个……”
守护在旁边的邓颖超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他是要见邬吉成。
邬吉成，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分管警卫二处。
张树迎立即电话通知邬吉成，邬吉成听说总理要见他，立即就赶往医院。可是等邬吉成来到305医院的时候，总理又昏迷了。邬吉成在门外耐心地等了三个小时，卫士通知总理见他，可在他推开门的一瞬间，总理再次昏迷。邬吉成在医院，从中午13点，一直等着，等到了第二日，也就是元月三日的凌晨，总理还是没有醒来。邓颖超就让邬吉成先回去，总理醒来再叫他。
邬吉成又到病房门口看了一眼周总理，他不知道周总理到底要跟他说什么，他看着总理的病容，行了一个军礼，然后非常难过的离开了医院，但却成了永别——周恩来总理在最后见邬吉成，到底要时候什么，也就成了未解之谜。
第三个是邓颖超。
1976年，1月7日，深夜11点，周恩来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一直看着门口。当时值班医生看到总理的眼神，已经感到他的眼神在找什么。当他问总理是不是要见邓大姐的时候，总理轻轻晃头表示说不叫了。
可是总理的眼睛一直看着门口，一直看到12点，眼神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后来医生和值班警卫张树迎和高振普等人才猛然醒悟，当时总理的眼神就是在找邓颖超。
但是，当时他们都忽略了，或者被总理难得清醒如此长时间的表象给迷惑了——因为他们还以为总理的身体终于要好转了，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人生最后的时刻，在寻找自己相伴半个世纪的人生伴侣邓颖超。
这个疏忽，使得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风雨同舟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夫妻，竟然没能见上最后一面——邓颖超在第二天接到通知、赶到医院的时候，她的伴侣——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结语：回看周恩来总理的最后两年时光，他身患病魔，却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与死神赛跑，一边更加忘我地工作、努力解决更多更重要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特殊历史时期制造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此历史之功劳，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