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下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路通，贡赋等。故汉祖日: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

我国古代从夏商开始一直都存在的陪都制度，是指在首都之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称为两京，当然也存在有三京、五京等。

本文就带你们寻找古代陪都都有哪些、都在哪里。

夏商周时期——发家之地

据记载，夏朝大禹都阳城，而别都安邑，启居阳翟，亦重视安邑。所以安邑（今陕西运城夏县）相对于都城阳城可以算是夏朝的西京。

随后夏朝虽然在老丘、帝丘、斟鄩、阳翟等地定都，但这些都作为正都位于洛阳以东。安邑的西京地位始终没有变。

商朝历史上多次迁都，前期有三亳（北亳、南亳、西亳），隞（郑州），后期的殷和朝歌。但据《史记-殷本纪》，“至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至邯郸，沙丘，皆为离宫别院”。所以可以看做都是都城，也可以都是陪都。

真正官方定义的陪都，是始于西周的。周朝本为西土之国，起家于关中平原，东征成功，统治了中原。但周朝王都丰、镐，远在西方，对于整个东方来说，确有鞭长莫及之忧。

因此，周武王对伊、洛一带的地形和历史反复斟酌，认为应该在伊、洛不远处“定天保，依天室”，即建立新的都城。于是，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

而东都的真正建成是在成王时期。成王接位以后，在丰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复营”二字，说明是再次修筑。而平王东迁后，成周洛阳就从候补变成了正式工，战国时期，历史书上标明的周土就只有洛阳一个。

东都之建置，在中国都城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此以后，历代均以周王朝为范本，推行两京或多京制。这个制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秦汉时期——关中主场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史记·货殖列传》

关中地区在秦朝建立前后，农业已相当发达，土地大量开垦，牛耕普遍采用，已经出现了铁犁，还修建了郑国渠，灌田4万顷。加上秦汉时期正处中国历史上的暖季，产量增加。周围开发较少，北部黄土高原还是一片原始森林。郡县制刚刚建立，中央集权加强，没有设置陪都以控制东土的需求。

秦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历史史籍上，并没有陪都的记载。但是近代学者顾炎武在《历代宅京记》卷七《洛阳上》条曰：《大事记》注《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更始自洛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

这里的南北二宫，就是指咸阳和以南的阿房宫。如果不是秦朝短命，阿房宫也是可以认作是秦朝的陪都的。

秦朝时期

西汉时期也没有陪都的记载，此时郡县制已经逐步完善，中央集权加强，加上关中平原还没有开发殆尽，关中地区物产丰富，汉初为恢复经济，皇室及朝廷消耗不大。所以没有了为控制东方和调配粮赋而设洛阳为陪都的需求。图中此时的河洛地区为河南郡。

东汉三国时期——权利东移

“长安城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人相食，白骨累积，臭秽满路”

东汉末年羌胡、鲜卑等族因气候变冷南下，关中地区再也不是易守难攻的地区了。加上东汉刚开始时，关中开发殆尽，粮赋无法支撑行政及王室开支，需要从东部调运粮草。而居天下之中的洛阳，逐渐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

东汉建都于洛阳后，光帝即遵循西汉故事，亲至长安，经营宫室，“凄然有怀祖之思”。“以后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均于即位后赴长安谒高庙，祭祀西汉诸帝陵，以此显示他们系西汉皇室宗亲，理当入大统。

此时长安可以说是东汉的西京。

曹丕代汉后，于220年营建洛阳宫，都洛阳。许昌为汉献帝所曾居，曹操曾在这里挟天子令诸侯。邺城作为曹魏创立王业的基地，为当年汉朝魏王国封地。 谯县（今安徽毫县）为曹氏祖地，长安为西汉旧京。曹丕代汉称帝后，立许昌、洛阳、邺城、谯县、长安为五都，正式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多都制。

南北朝时期——经济南移

“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东晋末年，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随着南移的，还有政治中心，而原来的都城或起家之地，往往就成了陪都。

宋、魏时期北魏都城

南北朝时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孝文帝为巩固统治，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更名洛京，同时以平城为北京，又称代京。

隋朝时期——长安洛阳

“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下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路通，贡赋等。故汉祖日: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

由于大运河的修建，漕运开始兴盛，洛阳作为大运河中点，江淮粮米重要集散地，可以将江南和东部地区的财物源源不断输入关中地区。但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 水道条件差， 运量很小， 只好储积于洛阳， 含嘉仓就是为此而建造的。皇帝为了解决朝廷的供给问题， 常常统率中央政府官员， 连同皇子妃嫔等， 一同“ 就食洛阳” 。隋唐代的东都， 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陪都制度的顶峰。东都城在建设上， 也是以前各代陪都所不能比的。

隋文帝杨坚自北周宇文氏手中受掸后，于第二年即开皇二年（58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南之龙首山营建新都大兴城。炀帝继位后，登基伊始就于大业元年（605年）营洛阳为东京，后又改称东都，常居于斯，也是两都并立。

唐高祖李渊夺得政权后，经李世民力争，决定以隋大兴城为京师，“更名长安。李世民虽坚持定都关中，但也看到了洛阳地理位置的重要，于即位后不顾臣下多次谏阻，下令重修洛阳官，以备巡幸。显庆二年（657年），高宗仿隋制正式立洛阳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如雍州，并不时往返于二都之间。

女皇武则天代唐自立后，即长居洛阳，并改其名为神都。又因并州为己之故里，于太原置北都。

中宗复位后，神都复称东都，废北都名号，重返居于长安。以后肃宗为平定安史之乱，于至德二年（757年）设置五京，即中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风翔（曾为肃宗图举中兴的基地）、南京成都（曾为玄宗南狩避难之区）。

宋朝时期——经济第一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北宋的汴京作为大运河与黄河的交点，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南宋临安所在的江南地区更是经济重心，这时候定都主要就是看经济权重了。而陪都，则是象征性的宣扬正统。

北宋初建之时，仍因后周之制，建东、西二京，即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而开封为帝都所在。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升应天府（商丘）为南京，南京原为宋州，是太祖赵匡胤龙兴之地和宋朝国号的来源。仁宗庆历二年，契丹意图南犯，仁宗升黄河边的大名府为北京，作为御驾亲征的前营。

这场战争虽因庆历增币不战而和，但北京大名府的地位却保留了下来，由此确定了北宋的四京制度。

北宋倾覆后，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后又南退于江左，称临安为“行在所”，并称建康为“行都”，因此名义上的南宋国都应为建康府（今南京），临安只是皇帝临时驻跸的行都。

辽金时期——五六七京

“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

由于发家之地和新占领的地区众多，为控制新占领地，多京制达到顶峰。也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

辽初以龙眉宫为上京临潢府，始建于918年。至928年以东平郡为南京，至938年得燕云十六州，改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改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1009年，在原奚族地区的七金山土河之滨，仿造故唐“神都”洛阳的建制建立都城，号中京大定府。1044年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至此辽同时并设五京，直至1125年覆亡。

金初接受了辽朝的五京建制，沿袭其号，1138年以其兴起之地为上京会宁府，改原来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加上宋朝都城汴京开封府，这时有七京。

不久，削去辽北京临潢府的京号，1153年迁都燕京，又削去上京会宁府的京号；改辽南京析津府为中都大兴府，即为中京；改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大定府；改宋汴京开封府为南京开封府，重新确立了金五京建制，直至1173年又重新恢复会宁府为上京，直到金覆灭，一直有六京之制。

元明清时期——北京与发家地的关系

“ 两京库藏， 先后建设， 其制大略相同”——《明史》

通过辽金两代对北京城的建设，城内各民族相互杂居，经济发达，货物也交流频繁。在民族融合的后期，作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接地，北京的全国政治中心作用开始凸显。

蒙古族起自漠北，初建都于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自成吉思汗至宪宗蒙哥五世都之。世祖忽必烈在1256年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营建宫室，并于1260年驾车至开平，即帝位。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

1264年，诏改燕京为中都，府名仍为大兴，移都之。至元四年城中鄱，始建宗庙室-。至元九年改中都名为大都。之后，和林废不为都，而上都对于大都来说因系世祖兴王之地，岁一巡幸，成为定制。终元之世，大都与上都二都并立。

明前期，朱元璋起兵之后，攻下集庆路即改称为应天府。战局稍微安定，就改筑城垣，修新宫于钟山之阳，遂都之。后于洪武元年（1368年）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为北京惚门，宣称将于春秋往来巡狩，并有迁都开封，以便更好地控驭中原之意“。继之以临濠（今安徽风阳县）为中都，于是形成两京一都制。十一年罢北京开封府，称南京为京师。朱棣夺得政权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建北京于顺天府，原京师应天府又改称南京。永乐十九年北京改称京师“，至此，南、北二京的主陪关系确定。

顺治元年〈1644年），下诏“定鼎燕京”，仍称京师顺天府，废明之南京，明之南直隶亦改名江南行省。盛京因有清皇族之宫殿陵园，又是兴王之地，故继续保留京城名号，并于顺治十四年置奉天府，位同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