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出自于我国唐朝著名的诗人贺知章，作者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86岁的高龄。贺知章出生在越州永兴（现在的杭州萧山），而他在30多岁之后，常年在长安为官。贺知章在86岁的高龄时，还在朝堂为官，后因大病一场，他向朝廷请辞回乡。而这首诗，便是他根据回乡时的境遇所创作的，全诗的最后一句“笑问客从何处来”是点睛之笔，有人说错把他乡当故乡，而这首诗中的儿童，错把“故人”当做了“客人”。
而在“他乡”和“故乡”的定义之间，在“故人”和“客人”的身份冲突中，是中华文明中裹挟了几千年的思乡愁绪。归乡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超越了生命的精神含义，所以每年春节的时候，会有浩瀚的“春运”，人们无论是借助何种交通工具，无论是身处何种境遇，都会尽可能的，在那个时间回到故乡，回到家人的身边，简单的吃一顿饭，聊几句家常。
对于漂泊中的游子而言，故乡不仅仅是一种味道，不仅仅是一份寄托，不仅仅是一份挂念。更是一份回忆，是一座隽永在灵魂深处的精神寓所。当我们在他乡漂泊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当我们在事业奋斗中滚爬的遍体鳞伤的时候，当我们对生命即将逝去最后眷恋的时候，故乡一定是我们最想回归的地方，就如同当初我们羸弱的生命在那里安详的开始一样，我们也同样渴望着生命在那里安详地结束。故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可以赋予我们能够安详着面对生死的力量。
在1986年的时候，著名的导演侯孝贤执导了一部半自传体的电影《童年往事》，在这部影片中，侯孝贤用他标志性的电影语言长镜头加抒情音乐，在大银幕上用光影刻印出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而在这份童年的记忆里，又是另一代人回不去的故乡，无法消解的乡愁。虽然现代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随着科技的进步都越发的发达了，但是故乡却更难回去了，有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抑或是一些看似客观的理性原因，然而最为困难的并不是肉体的回归，而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到达。
侯孝贤导演在他的这部《童年往事》里，一直在试图用他裹挟着淡淡忧伤的光影勾画的童年回忆，打通这条心灵故乡的通道，关于他自己的，关于父辈的，关于奶奶的。影片中少年阿孝的经历影射的便是侯孝贤导演自己，在影片中，导演用玻璃球、木陀螺、偷爸妈的零用钱等场景，找到了那一代人童年共同的印记，而侯孝贤最为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将自己童年的回忆和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个家庭交融在一起，而最终在银幕上汇成的，是一幅幅波澜不惊，隽永诗意的画面。
全片最为触动人心的地方，是亲人的三次死亡。而与之伴随的，是影片中男主角阿孝由男孩到男人的成长。亲人的离去和男孩的成长在影片中是相互呼应的，在阿孝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重要的形象，也是最早离他们而去的亲人。影片中父亲的语言很少，他的大多数镜头是在一个书桌前的藤椅上完成的，之所以一直用这一种充满意象的镜头，周游君认为，应该是因为父亲离开的较早，导演在自己的回忆中，再难找到更为具体的影像细节。而关于父亲的严肃和少语的特点，导演一方面是凭借自己的记忆，一方面是根据后来母亲对父亲的叙述。
父亲去世时的葬礼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葬礼举行的，根据传统习惯，子女们要为父亲守灵，因为特殊的原因，父亲再也没有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和自己的故乡之间，隔着的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在父亲生前和母亲的对话中，银幕前的观众们可以感受到父亲对于家乡的眷恋，他们对话的字里行间中，时不时的是对自己青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的记忆刻印。随着影片中父亲葬礼的推进，延伸出的是阿孝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亲人的故去，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催化剂，只有最贴切的感受生命的逝去，才能懂得时光的珍贵，以及对生命，对世界的敬畏。
侯孝贤在银幕上展现这些悲伤时，始终保持着克制冷静的视角，即便是影片中的那个主角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他依然没有让影片泛起太多没必要的波澜，整部影片始终沉侵在一种淡淡忧伤的基调中，无论是画面还是配乐，都使得影片保持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氛围中。如果说在影片中父亲的离世促进了阿孝的成长，那么母亲的离世则促进了阿孝的成熟。
阿孝从小就是这个家庭对未来的寄托，无论是奶奶还是妈妈，他们都对阿孝给予厚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宠溺，使得阿孝从小便“无法无天”，叛逆、骄纵是阿孝身上鲜明的标签。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之后，上了高中的阿孝，开始更加的不学无术，欺负同学，调笑老师。他做着，他那个年龄认为最有趣，却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享受着长大的乐趣，也陷入了成长的迷惘。
阿孝对时间，对生命的肆意挥霍，是很多人青春的真实写照，青春期的我们拥有了和成年人几乎一样的外貌特征。而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人们和故乡剥离的过程，这时候的阿孝距离家人越来越远，陷入社会却越来越深，阿孝开始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开始从家庭走向社会。而这个过程中的阿孝，却依然被亲情这条风筝线牵绊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在几个场景中，家人对阿孝的成长起到了作用，母亲告诫他不要赌博，姐姐去学校协调他转班的事宜，在家人的帮助下，阿孝虽然游走在正常成长轨迹的边缘，但是他最终没有脱离这条轨道。
不幸的是，母亲患上了喉癌，坐在父亲生前用过的书桌前，母亲写信告诉阿孝的姐姐自己诊断的结果，为了更好的治疗，姐姐将母亲接到了台北。这个过程中阿孝虽然要照顾两个弟弟的生活，但是他依然整日的打架斗殴，混迹在社会和学校之间。成长的过程，是个体脱离故乡束缚的一个过程，阿孝在这个过程中，在和家庭以及当前生活环境的束缚牵绊的角力中，他的茫然、冲动为银幕前的观众展现了成长的力量，同时也展现了故乡和个体之间割裂的戏剧化冲突。
母亲的去世再次升华了这种情感和力量，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渴望着远离家乡闯荡天涯，一方面又不舍得远离生养我们的故土，去远方闯荡的悸动，和对故土的眷恋情愫，是青春成长过程中需要平衡的，个体和故乡之间的一对引力和斥力。母亲的去世让成长的阿孝变得成熟起来，他开始远离那些没有意义的打架斗殴，他也开始找寻属于自己的生命含义。他试着向暗恋的女生表白，在表白之后，在爱情力量的作用下，他放弃了保送军校，试着用考大学实现自己的爱情梦想。
成长中的阿孝与故乡更加的渐行渐远，最后的割裂，是奶奶的去世。阿孝是奶奶最疼爱的孙子，然而最终他们没有照顾好去世前的奶奶，但是无论怎样，奶奶还是离开了，她最终也没有完成回大陆的夙愿。奶奶的去世，标志着阿孝从此是一个再也没有人宠爱的孩子，也象征着一代没有回到故土的人客死他乡。
当一代人的故乡成为了去不了的远方，当下一代人把上一代人的他乡成为了自己的故乡，时代的更迭，生命的轮回中，夹杂着的是华人永恒的思乡愁绪。从孩童到成年的成长，促使着人们离开故乡，奔向无限可能的远方，而在漂泊一生之后，人们最渴望的，还是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拥有生命时安逸的氛围中，去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恐怕是个体最好的故乡情结了。然而贺知章的那句“笑问客从何处来”却是对乡愁和故里最现实的诠释，就如同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一样，到头来乡愁无法消解，故里难以回归。这个中缘由，也许是肉体太过疲倦，也许是灵魂走的太远，也许是时代已经变迁——悄然之间，变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