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首位度”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地政府报告以及媒体报道之中。例如：江苏省提出“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山东省提出“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并在2019年初将莱芜并入济南，新济南经济才超越烟台，但还是位于青岛之后排名省内第二；而其他如广西、江西等省份，也都提倡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发展目标。

各省份都重视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发展，那么首位度到底指的是什么？

首位度概念

首位度一词最早被马克杰克逊于1939年提出，指的是国家人口规模排名第一的城市与排名第二城市之间的比值，主要用来衡量首位城市对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力程度。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发展，首位度概念延伸为：城市首位度和经济首位度。前者用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后者则用来反映省会城市经济指标占全省的比重，也代表了省会城市在所属区域的实力和地位。

那么目前我国各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比值是多少，哪些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比值过高或过低呢？

全国城市首位度排名

根据2018年全国省会城市GDP与所在省GDP比值我们得出了2018年省会城市首位度排名。

其中银川（48.66%）、长春（47.00%）、西宁（44.81%）和哈尔滨（42.79%）的经济首位度均超过了40%，位列第一方阵。

武汉（37.71%）、拉萨（37.71%）、成都（37.61%）、西安（34.16%）、兰州（32.99%）、海口（31.27%）和长沙（30.00%）经济首位度超过了30%，处于第二方阵。

那么省会经济首位度多少算比较合理呢？这里有一个省会发展的“一二三四”逻辑大家可以参考。

其中的“一”指的是：省会城市的面积约为全省土地面积的10%；但是省会人口数量达到全省人口的20%，这是所谓的“二”；省会城市的GDP占比全省GDP的30%，这是“三”；那么“四”指的是，省会城市服务业产值占比省会城市GDP的40%。

通过以上逻辑考量后我们发现，第一、二方阵的省会城市经济占比均超过了30%，第一方阵的四座城市占比超高。但同时意味着16座省会城市的经济占比不达标。

尤其像济南（11.59%）、南京（13.85%）等城市省会GDP占比还达不到全省GDP的15%，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成为以上城市的重点目标，因为首位度不高还会被点名。

首位度不够被点名

2018年底，有多个省会城市因为“引领带动作用不够”、“省会作用不够”以及“中心城市作用不够”等被巡视组点名。

这些城市包括有：沈阳、哈尔滨、南京和济南等。其中对于山东省提出要求“研究提高济南省会城市首位度”、加快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相关事宜；对辽宁省提出“充分发挥沈阳作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沈阳经济区成为辽宁经济的发动机和新引擎；对于江苏省则是直接点名提出“对省会城市功能作用发挥不够、加快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对于黑龙江省指出“省会城市龙头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

我们发现关于江苏省的巡视反馈中，直接用“加快提升”四个字来要求省会城市首位度建设。

对此，南京市分别从增强经济创新能力、增强空间统筹能力、增强交通能力、增强人文魅力、增强宜居能力、增强治理能力六个方面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

2019年开年南京市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南京要聚焦建设创新名城、打造产业地标、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江北新区等事关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推动南京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

首位度高就一定是好事？

对于全国部分城市着力提高首位度的诸多举措，部分经济媒体发出疑问：“首位度高就一定是好事吗？难道全省各城市均衡发展不是更重要吗？”

对此笔者认为，全省各座城市均衡发展是最优结果，但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目标。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来说，省会城市首位度高并不算坏事，因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

省会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将会加快全省人口向其他省分外流，从过去十年人口净流出城市的所在省分布来看，多处于东三省、四川和河南等省份。

2019年4月，发改委对外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通知中明确将全面取消大中城市落户限制，放宽特大城市落户条件。此政策的推行，将加速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

一个省份出现大量人口外流，将对该地区的消费、投资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带来重大影响。

在此基础上，部分省份在不靠海、不沿边的地理环境下，唯有先做强做大省会城市，从而带动省会周边城市发展，才是当下经济发展的最合理途径，这也是“因城施策”的最好诠释。因此对于省域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首位度高虽然长期来看不一定是好事，但从省域经济发展的合理性来看首位度高肯定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