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鲍毓明性侵案有了结果。
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鲍某某涉嫌性侵韩某某案调查情况。
经全面深入调查，现有证据不能证实鲍某某的行为构成性侵犯罪。
2020年4月以来，媒体网络报道鲍某某性侵“养女”，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山东及江苏、北京、天津、安徽等涉案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韩某某指控鲍某某性侵和媒体网络反映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彻查该案工作进行全程督导。调查工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讯问、询问当事人，走访相关证人，固定提取各类物证、书证、视频资料、电子数据，开展现场勘验、检查和检验鉴定。
2020年6月以来，联合督导组又对案件调查工作进行了全面复查，目前有关事实已经查清。
案件已经调查完了，我们不好说什么。
但那些不像性侵受害者的受害者，她们就没有收到伤害吗？
《纽约时报》曾经的一篇报道，介绍了人们在评估受害者叙述真实性时，常出现的5个思维误区。
第一，受害者的表现不像曾受到过侵犯。
2017年9月，一名18岁的少女被两名纽约警察强奸。
涉事警察的律师提出，这名少女事后还在社交网络上晒出挑逗性质的自拍照，一点都不像个被性侵过的人。
事实上，人们对性侵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
有些人的表现会很平静，也有人表现出烦躁不安或者明显的愤怒。
心理学家韦罗妮克·圣瓦利耶认为，由于青少年习惯用自己在社交网络上获得的“点赞”数来衡量自尊心，一部分青少年应对创伤后心理压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注意力转向社交网络，这是他们面对无助和恐惧感时常有的反应。
第二，受害者和施虐者维持着友好关系。
好莱坞著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曝光后，韦恩斯坦当时的法律顾问提出的一个应对方案，就是公布其中一部分女性在韦恩斯坦对其作出所谓的性侵后，仍与他亲密合影的照片。
律师罗德里克·麦克利什曾代理过上千名性侵受害者。
他提出，有时候受害者认为自己才是过错的一方。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希望继续与施虐者保持联系。
很久之后，受害者才会痛苦地醒悟自己并没有错，施虐者那样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且，如果性侵犯者是上司、老师、教练或者亲属，受害者除了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外别无选择。
第三，受害者没有立即报案。
受害者没有立即报案通常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方面，他们担心把事情公之于众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当施虐者是他们信任的人时，受害者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认识到当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是一种侵犯。
美国反强奸、虐待和乱伦网络主席斯科特·伯克维茨表示，受害者普遍存在困惑和自责的情绪。
他说，很多拨打他们全国热线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被强奸了吗？”
此外，性侵害会助长受害人的困惑和羞耻感，同时利用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心理。
圣瓦利耶说，她遇到的施虐者主要使用两种手段掩饰自己的罪行：一种是将性侵伪装成恶作剧或幽默的行为；另一种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四，受害者的说法自相矛盾。
外界对受害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涉及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这些要素。
然而在一部分性侵案件中，受害者描述的具体细节和事实不符。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霍珀说，人的记忆不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一旦开启大脑的“保护电路”，负责调配注意力的前额皮质会立即受到损害，存储在记忆中的信息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受害者可能还记得墙纸的图案或者某种强化的感受，但忘记了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丽贝卡·坎贝尔将受害者们的回忆比作“散落在桌子上的数百张便条”。
也就是说，他们记忆中的信息可能是准确的，但也是混乱且不完整的。
第五，受害者没有反抗。
在性侵类案件中，往往双方都承认发生了性行为，问题在于它是否建立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而反抗被视为最明显的检验办法。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女性会避免使用暴力。
此外，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面对危险，人的反应可以描述为“战斗”、“逃跑”和“不动”三种。
即使一开始作出反抗，身不由己的受害者也可能因大脑和身体的保护性反应，而陷入瘫痪或软弱无力的状态。
在得知受害者遭遇时，很多人都会假设自己在经历相似情境时会做出何种反应，并和受害者采取的行动进行比较。
研究表明，他们想象的反应通常都包括激烈地反抗，哪怕他们与施虐者的身高和体型相差悬殊。
圣瓦利耶说：“一旦暴力发生在人际交往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受害者总有办法反抗。”
但事实是，很多时候，当暴力发生时，人为了自保，会出现“服从”的状态。
上面就是人们面对性侵受害者时容易产生的5个思维误区。
我们思考下鲍某某的案件，再对照这5个思维误区，性侵真的不成立吗？
我不敢说，不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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