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起事之初，蒙古族是没有文字的。
为此，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写了一个很搞笑的情节，即第六回写成吉思汗向王罕、桑昆谢罪时，因为没有文字，写不了信，只能特意安排了一个“能言善道”的使者前往传情达意。
而在书中的最后一回，郭靖和黄蓉准备刺杀拖雷，偷听了成吉思汗使者传达的消息。书中写:“拖雷问:‘大汗说什么?’那使者跪在地下唱了起来。”金庸在行文中解释说:“原来蒙古人开化未久，虽然有了文字，但成吉思汗却不识字，更不会写，有甚旨意，常命使者口唱，只是生怕遗漏，常将旨意编成歌曲，令使者唱得烂熟，复诵无误，这才出发。”
可以说，蒙古文字从无到有的历史，金庸从侧面的反映还是比较靠谱的。
即随着成吉思汗开疆扩土、事业做大，蒙古虽然创制了文字，但这蒙古文字难以掌握，成吉思汗一直学不会。
按《元史》卷一二四记载:铁木真在讨伐乃蛮部的战争中，捉到一个名叫塔统阿的畏兀儿人。这个塔塔统阿是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掌握金印和钱谷。铁木真得到了他，也让他在自己身边掌印，并帮自己下达命令旨意。一来二去，塔塔统阿就有了用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的冲动，在得到铁木真同意后，付诸行动，并教太子诸王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字书”。从此以后，蒙古汗国算是有了自己的文字，不过，这“畏兀字书”确实难学。
实际上，根据《元史》卷二百二记载:忽必烈当皇帝时，深感“畏兀字书”不利于学习和应用，于是让国师八思巴另创了一套“蒙古新字”。
可惜的是，八思巴“蒙古新字”历史很短，蒙古民间也并不买账，元朝退出中原后便迅速失效而趋于消亡了。
另外，蒙元入主中原不过百年，蒙元统治阶级又有苛刻的等级特权制，蒙古人位居特权最顶端，自认为用蒙古名字、说蒙古话、写蒙古字、穿蒙古服属于特权利益，杜绝汉人窥伺，所以，无论是“畏兀字书”还是“蒙古新字”，汉人都讳莫如深。
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最为神秘，其来去如风，留供后世研究的资料少，而且难于破解。
不过，相对“蒙古新字”的失传来说，“畏兀字书”还是流传了下来，毕竟，蒙古族历史、文学的不朽巨著《蒙古秘史》就是以“畏兀字书”写成的。
话说，在公元2000年，有一个农民到辽宁电视台鉴宝节目求鉴定自己家传“金牌”的价值。
这个农民姓李，名李献功，乌兰浩特市索伦镇索伦屯人。
据他说，“金牌”是他父亲于公元1961年到洮儿河挖取沙石的时候挖出来的，发现牌子上的文字很像朋友家珍藏的成吉思汗画像边上的文字，怀疑与成吉思汗有关，就当成传家宝收藏了起来。
时过四十年，公元2000年这年，李献功做生意亏了本，资金出现了困难，急需一大笔现金，想起父亲临终前留下的这块牌子，就想卖出去换笔钱。
李献功说，“黄金有价，文物无价”，这块牌子既然跟成吉思汗有关，价钱肯定低不了，但到底值多少，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给鉴宝节目栏交了一百元的鉴定费，向专家请教来了。
专家们听了李献功的话，相视一笑，拿起了牌子，轮流把玩起来。
牌子是金黄色的，应该有黄金成分，但纯度应该不高，上面的文字稀奇古怪，根本就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畏兀字书”!
专家们把玩来、把玩去，最后都摇了摇头，如实相告，这玩意儿处处透着古怪，鉴定不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东西。
急等钱用的李献功听了专家的话，仿佛一盆冷水从头泼到脚。
李献功觉得，既然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东西，那文物价值就大不了，总算它的材质里有黄金，干脆拿去金店卖了得了。
于是，从辽宁电视台出来，李献功就沿路寻找金店出售牌子。
第一家金店老板看了这个牌子，面露难色，说，就算它是金子做的，但不知道纯度如何，没法定价，要卖，必须得把牌子熔化掉，单卖黄金。
金店老板的说法让李献功心里直犯嘀咕。
听鉴宝节目的专家说，牌子的含金量可能不到一半，熔化卖，能卖多少钱呢?
李献功犹豫着，离开了这家金店。功夫不负有心人。连走了五六家金店后，终于，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的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价格是一万七千元!李献功一蹦三尺高，成交!但金店老板说，交易之前，还是要检验黄金的纯度的，他有一种简便的方法:从金牌上剪下一小条，再将金条放入硝酸中反应，反应完全停止时剩下的部分就是纯金。
好吧，为了让牌子尽快出手，李献功接受了金店老板的提议。
这样，在金店老板的带领下，李献功来到一所中学的化学实验室。金店老板用剪刀从金牌上剪下一条，交给了一位化学老师。老师先在天平上称出被剪下金条的重量，然后将金条放在加入浓硝酸的试管里，用酒精灯给硝酸加热。硝酸与金属的反应加快了，几分钟后反应完全停止。金店老板眨巴着眼，对化学老师说，黄金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杂质，不妨滴几滴盐酸再次反应一下。化学老师愣了愣，迟疑了好一会儿，最后缓缓地摇了摇头，说，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虽说黄金不能溶解于高浓度的盐酸、硝酸和硫酸，但是可溶于盐酸和硝酸按3∶1的比例配制成的王水，之前已加了硝酸，再加盐酸，就配制成王水了，会溶解掉金条的。
说到这儿，老师像是有意提醒李献功，说，社会上有些为牟取暴利的金店，会经常使用盐酸和硝酸混合液为顾客清洗黄金，等顾客走后，再用大量金属锌从反应后的混合液中提取纯金。
听了老师的话，李献功如梦初醒，心中好不懊恼，差点被这个金店老板骗了。
得，买卖就此告吹。
也幸亏买卖告吹，牌子才没有毁在商人之手。回家后的李献功前思后想，想起了自己在报社工作的堂弟李奎功，觉得堂弟好歹比自己多些见识，便去找他商量。
李奎功摩挲着牌子，建议拿到内蒙古大学找研究蒙古文的教授，让章他们看上面的文字到底写的是啥。行，就听你的!
这样，兄弟两人踏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也真是巧了!
在内蒙古大学，接待李献功哥俩的是精通古蒙古语的副校长包祥教授。
包祥教授目光触及金牌的文字，脱口而出:“这是八思巴文!”
接着，包祥教授随口就读了出来，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听说李献功想卖这牌子，包祥教授二话不说，表示自己愿意买下。经过协商，金牌以五万元成交，以美元结算。李献功皱着眉头诉苦:“我们来一趟不容易，您看能不能多给两三千?”包祥教授爽快地答应了:“好，再给你们三百美元。”这样，包祥教授付给了李献功六千三百美元，把金牌买下了。
回头，包祥教授就把金牌慷慨地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有人曾劝包祥教授:“您转手卖，金牌可以多卖些钱呢!”包祥教授斩钉截铁地说:“金牌到我这里就算到对地方了，再高的价钱也不能卖。”现在，金牌成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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