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古刹的兴盛，得益于高僧的大德。
坐落于北京西山核心区的千年古刹卧佛寺历来是皇家寺院，它的修缮多由皇帝钦点，费用多出自帑银。因为卧佛寺的历史太过久远，加之《卧佛寺志》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散佚，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现存的史料和古碑，了解到卧佛寺在清代时的一些情况。
提及卧佛寺的住持，大家都会想到清乾隆时期的青崖和尚，因为“大清京都普觉青崖元日禅师塔铭并序”这通碑，如今就矗立在曹雪芹纪念馆后面的碑林里。但对青崖和尚之前的超盛禅师，却鲜有人知。
清人汤大奎撰《炙砚琐谈》超盛禅师略传云：“释超盛，吾邑人，姓庄氏，通参厚存搢之孙，仪部省堂清度之从子。少年不遇，披剃为缁。尝诵唐人‘春眠不觉晓’一绝，遂悟禅理。”但凡高僧，早在俗世时已有异相。超盛本名深奕，字甸山，号如川，江苏武进人，俗姓庄，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年少的超盛因一次坠车被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意识到人的生死如同梦幻，遂放下尘世享乐，决绝地登西山出家了。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春晓》出自唐代诗人孟浩然之手。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春天的夜晚，人们一直酣睡至清晨，几声鸟鸣在蒙眬的睡意中漫散，而这一夜春睡，不知道又有多少花儿在风雨中陨落了。这首诗短小隽永，意境优美，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深厚春意，而超盛竟然从这首诗中领悟到大千世界的禅理。
超盛的佛学造诣和为人品行受到了雍正帝的嘉许，雍正帝颁赐他无阂永觉禅师的封号、专敕及银印。要知道，获过雍正帝赐“银印”殊荣的只有三人，即妙正真人（道士）娄近垣、文觉禅师元信以及无阂永觉禅师超盛，这象征着雍正帝对三人学问素养的赏识与认同。
超盛与雍正帝的交往时间并不长，仅有三年，但他得到的肯定最多。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初四（阳历6月18日），和硕怡亲王爱新觉罗·胤祥病逝，胤祥生前叮嘱“舍宅为寺”。寺建成后，雍正帝赐名“贤良”，以表彰胤祥对大清作出的贡献，超盛被雍正帝钦点为贤良寺住持。
雍正八年这一年，卧佛寺在小怡亲王爱新觉罗·弘晓的主持下进行大修，在修缮基本完成时，雍正帝令超盛由贤良寺转卧佛寺主持法席。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十九岁的超盛因敕命与超善、超鼎一起成为行森（行森，清代禅僧，为清初名僧玉林通琇的弟子）的法嗣，经常在圆明园服侍。超盛戒律精深、洞彻释典，得到了雍正帝的重视和召见。
雍正十三年二月（1735年），奉依敕命，超盛回南省视其父。雍正帝让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在超盛路过保定时或超盛十月回京后与他相见，意在让李卫开悟。李卫很聪明，深领圣意，接到皇帝的命令后，刚从通州回到衙署，即令手下准备迎接超盛：“仰见圣主爱惜臣工，无微不至。惟恐愚鲁之资，未知心性本原，使人所不易轻见之高僧，得与亲近，藉其牖启，以扩知识，承命之下，感深肺腑。”还没见到超盛，就把自己的感恩之心向皇帝表明了一下。
而超盛也很有趣，在保定逗留期间，超盛遵照皇命点化李卫，并将情况如实呈奏皇帝：“李卫虽一心诚笃，向上有志，但领会全无半点，恐一时未必能得。”雍正帝朱批：“实可谓一窍也不通，尚在甚远。虽然，亦不可择省力处下手也。回程再至保，尽力开示。”
“领会全无半点”的李卫是真愚钝还是装不懂，着实令人怀疑，反正有忠心和为皇帝效力的事业心就足够了。故而雍正帝带有戏谑地说李卫“一窍不通”，心里其实是踏实的，他嘱咐超盛回程时路过保定，再行开示。
为什么雍正帝会让超盛开导自己重用的臣子呢？这就要谈到自比“和尚”的雍正帝对佛教的笃信了。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看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一份奏折后，在上边批了一段与这份奏折的内容毫不相干的闲话：“京中有一姓刘的道人，久有名的，说他几百岁，寿不可考。前者怡王见他，此人惯言人之前生，他说怡王前世是个道士。朕大笑说：这是你们前生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说不是这样，真佛真仙真圣人，不过是大家来为利益众生，栽培福田，那（哪）里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还得去做和尚、当道士，各立门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闲写来令你一笑。”
从这段文字的内容和语气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君臣间的欢洽交谈，君又将此转告给其他宠臣，令其分享余乐。文中的“王”指和硕怡亲王胤祥，是宗室中最忠于雍正帝的人。雍正帝将其视为道士，自比和尚，乃是戏言。雍正帝说他们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圣人，只是来为众生栽培福田的，虽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出家人要高明。世宗善用机锋，可见他精于佛学。
超盛南行途中，雍正帝还命他及时奏报江南各大寺庙的情况；超盛体弱，雍正帝命心腹苏州织造海宝奏报超盛的病情，倍加关心。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阳历10月8日），雍正帝驾崩。与雍正帝接触的僧人众多，新继位的乾隆帝却只命“见地明通，修持精进，深蒙皇考嘉奖”的超盛、元日（青崖）二人来京，瞻仰梓宫。
卧佛寺于乾隆元年（1736年）修葺一新，乾隆帝敕命青崖主持法席，超盛则返回南方继续潜心修行。超盛的急流勇退是明智的，也许是他汲取了雍正元年（1723年）大觉寺住持嘉陵和尚的教训，出家人不能涉世太深；他回忆起《春晓》的诗句，愿作已经“觉晓”的“落地的花瓣”。超盛重返山林后继续清修十年，于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卒，享年六十一岁。
当我们游览卧佛寺这座千年古刹，踏在早已远去的高僧的履迹上时，是否也对生命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