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传染病是一场全民战争，考验着一个政府的动员、组织、宣传等力量，已经遍体鳞伤、积重难返的国民政府恐怕也只能尽人事了。
文 | 页清
“雪耻”之外的挑战
1928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一年。在革命和民族主义叙事中，读者自然联想到诸多军政大事：二次北伐、军阀混战、济南惨案等等。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蒋介石更是如此，这一年对他来说太关键了。
当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军中职务，此时距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已超过半年，踌躇满志的蒋总司令率领四个集团军挥师北伐，试图消灭北洋势力，一统天下。但历史的发展常常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此时的中国远不具备摆脱内乱与外侮的条件，日本军阀在济南的横加干涉让中国军民损失惨重，也给这个新政府的前途蒙上阴霾。蒋介石最终决定绕过济南，优先击败北洋军，虽然这一处理方式挽救了北伐成果，但也让蒋介石与众多国人感到无比屈辱。为了铭记这一耻辱，他还在每天的日记中记下“雪耻”二字，直到抗战胜利都未曾停止。
蒋介石日记中的“雪耻”
蒋介石的“雪耻”只是近代中国人国耻记忆的典型，对于国人来说，外敌陈兵国境、干涉内政是铭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屈辱。近代的仁人志士，无论阵营，前仆后继，多少都是在为洗刷这一屈辱而努力。翻看这一时代的历史，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即是时代的主旋律。北洋势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更有无数政敌、党内反对派、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的挑战，除了关心军政大事外，他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
就在蒋介石为军国大事焦头烂额时，一份文件摆在他的案头。在举国要求“雪耻”之际，这份文件显得不合时宜，但又无法忽视。1928年8月10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呈文请示拟定《传染病防治条例草案》。国民政府建立不久，与传染病的战斗就被提上日程。
接过前人之棒
蒋介石看到这份呈文后反应如何，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很难看到。在10日当天的日记中，他关心的还是时局，痛苦地记下“内外左右皆集矢于余一人，苦痛益极”之句，比起传染病，政敌的明枪暗箭才是其切肤之痛。不过即便是蒋介石也不能免于疾病的困扰，几天之后，他深受牙痛之苦，从8月16日至26日，蒋拔牙三枚，住院休养。天下尚未平定，牙齿已剩不多，在疾病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蒋介石对传染病防治条例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传染病应该不陌生。1911年4月3日，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的蒋介石还在高田陆军第13师团见习，据当天的《高田日报》载，该师团在明治四十三年度有6458人患病，24人死亡，多数死于肠窒扶斯、肺结核、虫样突起炎、急性脑膜炎等传染病。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的日本尚且如此，何况此时的华夏大地。自古以来，瘟疫与其他天灾人祸一样，是这片土地的心头之痛。
不过正是在1911年，与瘟疫搏斗的中国人创造了奇迹，伍连德正是这杰出代表。
伍连德
1910年12月，清王朝摇摇欲坠之时，它的“龙兴之地”——东北瘟疫流行，恐怖的传染病再次肆虐中华大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所遭受的瘟疫难以计数，据学者统计，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9世纪，我国共发生1211次疫灾，平均1.9年就有一次瘟疫流行。在与病魔的长期抗争中，中国人也总结出不少防治之法，使民族血脉延续，但这一次，中国将以近代的方式对抗病魔。12月24日，一位身材不高、拿着英国显微镜和实验必需品的年轻中国医生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开始了他时长四个月的防疫之战。这位医生正是伍连德。
此时瘟疫已经相当严重，据统计，1910年至1911年间，死于瘟疫的中国人可能不下6万。为控制这场灾情，1911年4月，各国在奉天召开了国际防疫大会。面对疫情，清政府再无11年前庚子事变的狂妄顽固，只得与各国合作，但伍连德在23次会议中的杰出表现还是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四个月间，伍连德力排众议，提出“肺鼠疫”这一新概念，推广隔离患者、戴口罩等现代化防治办法。为了支持伍的工作，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召见他，这也让行将就木的清廷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亮点。在伍连德等人的努力下，东北疫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一战成名，虽然近代中国抗击传染病之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清王朝却没有挺过革命这一关。
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也为防治传染病做出努力。1916年3月，内政部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第二年，北洋政府就经受了瘟疫的第一次大考验。
1917年8月，绥远安北县爆发新的鼠疫，并通过从此县出发的车队迅速传播，大量旅客、商人深受其害。一时间，关于瘟疫的恐怖记忆再次回到人们心头。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北洋政府直到12月13日才得到报告，但他们还是采取了应对之策。为了防治瘟疫，政府采取了成立防疫委员会、筹集款项、划定防疫区域等措施，并颁布《检疫委员设置规则》《火车检疫规则》等条文。
此次瘟疫，由于疫情汇报不及时，民众蒙受惨重损失。瘟疫遍及6省64县旗，14685人死亡，至1918年3月才得以平息。国家四分五裂、动荡不安，怎能有效控制疫情？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在防治传染病的近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对抗传染病，北洋政府不可谓不努力，1919年7月，天津廊坊发生瘟疫，北洋政府内务部派遣中央防疫处的俞树芬、马志道等人前往设立防疫分所。1920年，华北再次成为传染病灾区，俞树芬四处奔波，挽救危局。1921年3月，俞树芬不幸殉职。
1911、1917、1921这些年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意义非凡。在政治史的宏大叙事中，人们可以想到许多耳熟能详的大事件，可伍连德、俞树芬这样的防疫英雄，不应被遗忘。
再回到1928年8月，薛笃弼呈上的《传染病防治条例草案》，不过是接过前人对抗传染病的接力棒罢了。虽然国民政府战胜并取代了北洋政府，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因政权的交替而断裂。
国民政府的努力与困境
在给蒋介石的呈文中，薛笃弼痛陈传染病的危害与防治的必要性：
散布各地潜伏民间，偶一暴发辄成疫疠，死亡人口每以万计，实于民族强弱有密切关系，故欧美各国莫不订有专条切实预防。
《内政部长薛笃弼呈国民政府为拟订传染病预防条例草案请鉴核示遵》，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
薛笃弼等人拟定24条草案，限制病症9种，内容有指示检查方法、明定医士病家之义务等，基本继承了北洋政府的《传染病预防条例》。这份草案由国民政府法制局审核，局长王世杰认为内容尚属妥当，只是“罚金”字样牵涉到行政处分与司法处分的区别，应予以改动。行政程序虽然繁琐，但必须严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关心的是“雪耻”大计，而治理国家需要的却不只是激情与热忱，更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从这些枯燥却实际的行政程序做起。
《法制局长王世杰函国民政府秘书处关于内政部拟订传染病预防条例草案尚属妥善惟罚金字样拟改为罚锾请转呈鉴核施行》，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
1930年，国民政府修订完善《传染病防治条例》，各种防疫工作也随之展开。1937年，正是所谓“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同样发生了许多国人难忘之事，但有一件事却未必能引起人们关注，那就是作为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交《办理南京市传染病医院情形附该院组织规则》。这只是一篇枯燥的呈文，而这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或许会淹没在南京的历史长河之中，毕竟那个年代大事太多了，谁又有“平常心”来看平常事呢？
汤尔和曾对胡适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许多好发时论者自以为一切了然于胸，难免当局者迷。莫说当时人，就是史学家，又怎么敢说不会事后论人，局外论人，将事情看得极易，却“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呢？
然而，比起枯燥的行政事务与技术问题，许多人更喜欢“宫廷化”“戏剧化”“金陵春梦”式的叙事。英国传记作家乔纳森·芬比认为国民政府的“健康、福利和社会服务显著缺乏”，蒋在一位西方顾问的建议下在南京建立了一家牙科诊所，“可以说这也主要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似乎一穷二白的中国医学界得益于蒋介石的蛀牙才勉强进步了一点。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问题自然很严重，贪腐也不必说，但毕竟是一个带有现代色彩的政府。“为宋美龄种梧桐”“为蒋介石开牙科诊所”等戏剧化叙事，岂能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又怎能告诉后人这个政府因何被淘汰？
蒋介石在1928年立志雪耻，起因于日本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一年也是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接过晚清朝廷、北洋政府的接力棒迎战传染病的一年。1944年，中日战争已大局明朗，蒋介石的雪耻之路曙光乍现，但与传染病的作战则永无结束之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战乱之时，传染病也成为无情的杀手。据国民政府卫生署统计，仅1942年，就有9521人死于霍乱，死于其他传染病者同样数量惊人。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纂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相关数据。
面对危局，国民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1944年12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传染病防治条例》，中国的传染病防治事业再进一步，其中陪都重庆的防治尤其成功。国民政府根据前人经验，制定防治霍乱实施办法，积极组织以防接种、防疫宣传等，取得一定成绩。据学者统计，自1945年6月至10月，重庆17所卫生机构共收容霍乱患者2769人，治愈2284人，平均治愈率达到82.5%。同时，重庆的卫生防疫体系更加成熟，公共卫生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这个前现代的农业国历经坎坷，总算在艰难前行。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说蒋介石“对病兵不闻不问”，实情恐怕并非如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也曾做出过一些努力。
蒋介石手令凡学员检查身体有传染病者应予隔离，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
制度层面的完善不等于实践层面的成功，乱世之中，国民政府防治传染病的工作有成绩，也有诸多局限。在广大的中国乡村，除极少数农村实验区外，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还相当落后。在国民政府立下防疫壮志的1928年，英国政府的卫生经费为4亿元（以国币计算），日本投入经费0.75亿元（高于美国），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卫生机关的经费竟只有39万元，不过是同时期中国军费的九牛一毛。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卫生机关只有17处，其中由国民政府卫生署举办的只有1处。此外，当年全国从事乡村卫生工作者不过187人。无论国民政府在防疫事业上取得怎样的成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受益微乎其微。
从1927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从未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真正有效而稳定的统治，或许它有“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的远大理想和一些现代化的执政理念，但险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痼疾，决定了这个政府只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插曲而非终章。看清这一事实，便不会对蒋介石的防治传染病之战的成果估计过高。毕竟，防治传染病是一场全民战争，考验着一个政府的动员、组织、宣传等力量，已经遍体鳞伤、积重难返的国民政府恐怕也只能尽人事了。
《大明劫》告诉我们一场瘟疫与国运的关联，晚清、民国历届政府也在传染病的黑幕下苦苦挣扎，有缺失，也有成绩。一代人有一代人该做的事情，有些事总得有人做下去。
参考文献
台北“国史馆”档案
蒋介石日记
民国三十六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1947年编印
徐民谋译：《伍连德自传》，南洋学会1960年版
张在同，咸日金编：《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1912-1948》，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张泰山著：《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 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英]乔纳森·芬比著；陈一民译：《蒋介石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王希主编：《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庆 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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