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周恩来曾提到过“三钱”，分别是指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但其实，在科技界还有“小三钱”。
分别是工程力学专家钱令希、水力学家钱正英，以及为中国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的物理学家钱临照。
1934年，中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又当上了皇帝，国民党忙着“围剿”苏区，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伟大长征路。
在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一个对皇帝、对军队而言，毫不起眼的小伙子，被录取为第二届中英庚款留学生，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师从Andrade进行试验物理研究。
这个小伙子就是钱临照。
拒绝英国学位
钱临照在英国留学3年，期间发表了5篇论文。但国内战火连连，他虽身在海外，却对祖国同胞所遭受的屈辱感同身受。偏在此时，他又受指导教授对一位印度学生不公正待遇的刺激。
当时，印度是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可在这些人的眼里，二者并没有多少区别。钱临照十分气愤，决意不拿殖民者国家的学位。
他婉言拒绝了指导教授的好意，并写信给严济慈（时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表明自己获取祖国学位的心愿。
可惜中国的学位制度直至80年代才建立起来，所以钱临照并没有获得学位。中国学位制度建立时，钱临照同时担任固体物理和自然科学史的博士生导师。
或许，钱临照在英国苦读3年却在最后时刻拒绝获取学位的做法，会让现在的许多人感到费解。
但这却正是在国家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大环境下，老一辈科学家的民族气节的体现。
也正因如此，钱临照拒绝获取英国学位的故事，也成为了一段美谈。
1936 年北平研究院（后排左起第一位：钱临照）
为抗战做研究
1937年7月，国内"七七"事变骤发，钱临照即刻回国。时北平已陷敌手，他不顾艰险，奉命设法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许多箱仪器经海防运往昆明。
1938年夏，他到达迁至昆明北部黑龙潭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这里，他主持战时应用光学工作，自行设计、制造单鼻式和三鼻式显微镜、无线电稳频器、缩微胶片放大显映器、经纬仪、水准仪、望远镜透镜、读数放大镜、水平气泡等仪器和光学部件，分送抗日后方教学、医学和工程建设单位使用，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期间，钱临照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是关于《墨经》的研究。
钱临照用现代自然科学的观点对《墨经》的光学和力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校释《墨经》光学8条、力学5条，这项研究开现代墨学研究之先河，被公认为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2016年，我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席科学家潘建伟院士说：
“关于这颗卫星的命名，我们考虑了好久。最终命名为墨子，缘起于已故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老教授钱临照。是他发现了《墨经》中不少与现代科学知识相通的记载。”
解放前夕，钱临照有机会举家搬迁至美国，在优越安宁的环境继续研究。但他却选择留在大陆，随物理所搬至北平，开始了新的研究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学校里大师云集。当时国内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如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等纷纷在这个崭新的校园里执掌教鞭、登台授课，钱临照也一样站上了讲台，为本科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光学和理论力学等基础课程。
这方讲台，钱临照一站，就站了一辈子。
与中科大风雨共度
1969年底到1970年10月，无论对中国科大还是钱临照来说，都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日子。
这期间，中国科大南迁合肥，经历了建校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科学仪器和科研人员流失过半。
当时的钱临照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追随中国科大来到合肥。当时，随学校南迁的院士只有钱临照和钱志道两位。
对于当时已经成为一级教授，并且年过六十的钱临照来说，留在北京完全可以享有相对优越的生活，但是他却还是坚持选择来到合肥。
可是，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毅然追随中国科大南迁合肥的钱临照得到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接连而至的打击。
到达合肥的第八天，钱临照便下放到淮南谢三煤矿劳动五个月，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那时他已经64岁。而恰在那段时期，钱临照的儿子患上了矽肺，终身受此折磨。钱临照当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然而，这段痛苦的时期在后来却被钱临照一笑置之。
1972年，中国科大复课。钱临照重新走上讲台，以饱满的热情为工农兵大学生授课。当时，他已经66岁高龄。
晚年治校铸成中科大耀眼标签
1978年，72岁的钱临照出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再一次将中国科大的责任扛在了肩上。
1985年春，钱临照在接见完一个外国教授代表团后感叹道：
“我是中国科大的校长，经常代表中国科大接见外宾，他们都是三四十来岁，是我的孙子辈的教授，我们有十亿人口，却只有两鬓斑白的人才能当教授，为什么不能培养三四十岁的教授呢？”
所以，当中国科大少年班创建来后，钱临照即担任少年班研究小组组长，推动少年班向前发展。此后，更是以年近八旬的高龄亲自挥鞭执教，成为在少年班教授物理学导论的首位主讲。
1994年，88岁高龄的钱临照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孝威共同发起，并联合34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要大力推动中国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建设。
如今，少年班与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已经成为中国科大耀眼的两个标签，成为了全体中国科大人的骄傲。
1998年9月，严济慈的铜像在中国科大西校区落成。当天由于体力不支，钱临照无法参加落成仪式。
第二天，钱临照让胡升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博士）准备了一束鲜花，从学校汽车队要了车，去给恩师铜像献花。
献花后，见天色还早，胡升华知道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出校门了，便提议载着钱临照去看看新建的五里墩立交桥，再从三孝口绕一圈看一看合肥市容。
胡升华后来回忆称：“这应是钱老最后一次巡视他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城市。”
1999年，钱老93岁时，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当时，他在省立医院，得知病情不可逆转后，便毅然提出“回家"的请求。当得知自己的病情已不适合在家里护理治疗的时候，又坚决表示，就算回到科大校医院也是“回家"。
1999年7月26日上午9:40分，在科大校医院三层东南角的一间特护病房里，钱老的心脏平缓地停止了跳动。
在与这所学校共历风雨四十余载后，钱临照告别了他一生挚爱的学校和学生。
该怎么评价钱临照先生呢？或许，他曾手书的一幅对联可以给出答案：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想来，这正是钱临照先生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