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敬业精神在故乡有口皆碑。记得有一年我和妻子回家探亲，由于当时从合肥到老家车少人多，好不容易来一辆，只眨眼工夫就被蜂拥而至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眼看夜色渐浓，正担心最后一班车未必能挤得上时，一辆卡车突然停在我们面前，司机伸出头问：“你俩是到新仓的吧？上我的车。”上车后才发现司机根本不认识，不禁为柳暗花明的意外惊喜而纳闷。
司机见了，豪爽大笑：“你父亲是袁主任，教过我们，这该明白了吧！”我恍然大悟。
后来的一路上，司机都在告诉我，父亲如何地敬业，怎样地调教淘气学生，言语里充满了敬佩和感叹。
父亲１９４９年就走上教育岗位。当时，高中文化程度的他在故乡属风毛麟角，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比教师职业更体面的工作，镇政府也竭力推荐他到北京某高校继续深造。
无奈我的奶奶十分地反对，说父亲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也该为家里分点忧了。父亲是长子，他底下还有８个弟妹尚未成人，面对日趋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向来孝顺的父亲二话没说就留在家乡参与组建小学。
多年后的某天，在我的弟妹就业无着的艰难日子里，苦恼的父亲喝了几盅酒，不无后悔地对我说：“如果当初我不听你奶奶的劝阻，执意去上大学，如今你们就有可能不必为就业发愁了。
那时，教师，地位卑微啊。
小学组建之初到后来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从起始十几个学生到八十年代末的每年要毕业五个班，父亲功不可没。办学之初困难重重，没有教材就自己刻蜡纸印刷，没有教室就挤进旧祠堂，没有曾课桌椅就用土坯垒……而做这一切，连同我父亲只有两个教师。爹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苦不堪言，一年干到头，收入却是区区几斗糙米。即使如此，父亲依然全身心投入，呕心呖血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学校成为全县“红旗小学”。
可是，为教育事业无怨无悔付出的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却吃尽了苦头。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揪斗的情景，一块重达十多斤的钢板挂在父亲的脖子上，低头、游斗、批判……每当想起一米八个头的父亲虾米般躬着腰低头认罪”的情景，我心里便涌出阵阵酸楚与苦涩。
而做这一切的，正是父亲所教的学生们。
记得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初夏夜晚，１２８岁的我默默地坐在始终沉默的父亲身边，见他像一尊泥塑像般地
低着头一动不动，我害怕地连喊他几声，父亲抬起头，我看到他满面泪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
或许是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或许是对教师职业了无信心。７０年代末，当我也面临着职业的抉择时，他老人家是那么旗帜鲜明地反对我继承他的工作。
那是１９７７年教育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已下乡４年的我原本对能否考上高校心里一点没底，但在父母的督促下，在争取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重劳动的动机作用下，我还是决心尽力拼它一把。报考志愿时，我看着报纸上密密麻麻的校名不知究竟填报哪所学校才好。
父亲走过来，用他那黑杆老式金星钢笔一口气划去所有的师范学校，不容置疑地说：“除此之外，你可以随便报考任何学校。”
虽然２０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父亲当时说这话时的坚决表情，仍然历历在目。可见父亲当时对自己的职业是多么地失望。
父亲１９９６年病逝。此时，妹妹已经在教师的岗位上工作了５年，他老人家亲眼目睹了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日益提高，与毕业后分配到企业已经近２０年的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父亲对这一切心知肚明。病榻上他曾由衷地感慨：现在的教师真正是翻身了。
不知父亲说这话时，是不是在为我后悔？
（作者：安徽/袁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