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乡土韧性：县域城镇化的底层逻辑 | 社会科学报

在下沉的城镇化中寻找新时代赖以发展和生存的根基

城市化的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接近70%的时候，超级大城市崛起是必然的事情。202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5%。当然，超级大城市也意味着一项挑战，即这些超级大城市的管理和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底层上改变了中国已有的，以空间扩张和“基建—土地—债务”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尤其是以全球化、国际化和数字资本扩张为时代主题的超级大城市。国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对无序资本和房地产债务的治理，实际上表达的也是对这种可能失去控制的超级城市化的忧虑。

而站在国家意志的高度，在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剧变的形势下，可能需要考虑的并不仅仅是如何让城市变得更精致、更法制化和现代化，还有安全稳定和持续生存的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就不能仅仅着眼于代表发达文明社会方向的大城市化，而需重新将部分目光和资源转向广大农村和县城。国家必须在下沉的城镇化中寻找新时代赖以发展和生存的根基，或者构建新的缓冲地带。从极端的国家安全情形来看，超级大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大城市，就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这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全国的内循环系统就产生了梗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产业与供应链的“去中心化”分散布局，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安全稳定，还可以通过产业化带动新的城镇化，解决县域城镇在大城市化过程中被虹吸人口和资源的问题。然而，有个规律需要在县域城镇化中应对，那就是第三产业或现代服务业的崛起，本身是需要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县域城镇的产业化，比较优势是重工业、高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以及工业化的农业等。因此，这意味着重新向重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回归。然而乡镇企业能否再度崛起，以形成县域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我们还需要观察。

另外，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和资源再配置问题，如果城市化的主战场一味定格在大城市，资源和人口一味向超级城市集中，那么这些城市需要由谁来供养？乡村振兴的战略半径是不是距离资源和政策中心过于遥远？投身于农村的年轻人才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如何解决？他们更高品质的生活追求（比如喝一杯星巴克咖啡，看一场话剧等）如何满足？更高水平的创新思想和精神交流活动如何实现？城市更加靠近乡村，那么人才也就会更愿意长期留在乡村，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真正地实现。否则投身于乡土的年轻人总是遥望城市。县域城镇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路径。

县城成为就业蓄水池的“湿地”

目前可能比较迫切的就是大变局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如果说在全球化崛起的年代，中国依靠廉价的全球粮食市场，让数亿农民和大学生从乡村土地涌入工厂、工地和城市办公楼，那么在去全球化、贸易脱钩、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城市还能不能以低廉的粮食成本养活和承载这么多的人口，就需要引起高层决策者的思考了。尤其是俄乌冲突还在发酵，乌克兰是世界大粮仓，粮价在疯狂上涨。而中国主要的粮食进口国是美国、巴西等国，又受制于国际政治格局大环境，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供给短缺。“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固然是一种源自传统封闭和对抗时代的思维和焦虑，但是在复杂的大变局背景下，也是国家的一种本能反应。要保证粮食安全，要养活8亿城市中不事农业劳作的人口，必须走农业工业化道路。县域城镇化会更加靠近土地和粮食，缩短了从城市到农地的资源配置距离。大城市的就业饱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年轻人需要重新从乡土中国中寻找实现价值的机会。县城成为就业蓄水池的“湿地”，或危机的缓冲地带。与管理一个复杂的大城市相比，管理一个小规模的县城可能相对简单，减少了管理者的制度变迁和人才压力。大城市固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运营成本，通过知识集聚中的外溢效应提高市民素质，但是可能并不能匹配公共治理者的认知结构——城市大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提高社会治理、自治理、第三方治理的能力。当大城市的复杂治理需求越来越大，但公共部门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及产品的供给跟不上时，城市化的下沉就不可避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债务与金融稳定性研究”（20&ZD082）的研究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1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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