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很疯的，窝怂追光别沾边

如果国产电影也有高考，《长安三万里》必然是会传遍全网的范文。因为它对仗工整，文辞华丽，最重要的是，它拥有满满的正能量，传递出了一种保守温和的中庸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在遍地是欲待上岸的“高适”们的今天，无比鼓舞人心。

但这恰恰也是它令人不适的地方。

古代中国在儒家思想中浸淫了千年，盛唐是为数不多较为跳脱、思想开放的时代。

请各位观众仔细想想，一个讲述盛唐文人的故事（其中还包含了安史之乱），最终呼唤和赞美的对象是中庸保守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很诡异吗？

这种描绘对象和描绘态度全然背离的诡异感，在对李白的塑造上到达了顶峰。

可以这么说， 你如何理解李白，就如何理解盛唐。

你要是不懂李白的纠结和痛苦，就拍不出盛唐的复杂和气度。

影片中对李白的理解，总是隔着一层的。

创作者显然也是站在高适这边的。李白每次发酒疯的场景，都是奇观化的展现，都有一种强烈的被凝视、被他者化的感觉，而凝视着他的、将他异类化的眼睛，正属于代表主流价值观的高适。

因此，片中的李白总是没来由地酗酒、大笑、发疯。我对这个李白的理解和共情纯靠脑补，以及映后自己翻查资料。而对这方面历史了解不多的观众来说，这就是个空壳，一个比刻板印象还要莫名其妙的李白。

要批评《长安三万里》对李白和盛唐的误读，就要先了解真实的李白是什么样（以下大部分史料来自李长之所著的《李白传》）。

李白的痛苦有一重要来源，即封建社会里，职业文人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在儒家思想的把持下，文学是入世的手段，而非目的。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有诗才的人来说，成功只有一条路——仕途，要从政、做官、掌兵。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写诗是为了表达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写文章是为了阐述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理念。

整个社会几乎不会为文学的审美性买单。真正卖文为生的人，要么彻底隐居，要么只能蜗居社会底层。

而偏偏李白是一个在文学审美性上无人可比肩的天才。他的诗胜在超绝的想象力和蓬勃爆发的情绪感染力，这些都是自我内心世界的投射，而对外部世界，李白并不算是一个非常能够洞察世事的人。

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李白是清高的，似乎早早看透了权力游戏，从不肯“低眉折腰事权贵”，整天“仰天大笑出门去”。

但真实的李白想做官，他明确表示过看不上陶渊明，他想从政，想建功立业，就像电影里那样，他处处干谒权贵，期望得人赏识。

可他根本不是从政的料。政治本就是权谋之术，要权衡，要通人性，要步步为营。一个酒还没喝大就要飞到天上去的诗人，怎么可能深谙此道？

更何况，他还有最朴素也最要命的正义感，看不惯穷人受欺负，也看不惯权贵欺负人，这些在他的诗中占比不多，但也是有的，从他四十多岁应召入朝后，这类揭露现实、针砭时弊的诗就频繁出现。

也可见，他到了四十多岁，才逐渐看透朝政的腐败昏庸。

另外，文学在实务方面的作用是“无用”，你不可能指望一个能把战争场景渲染得十分壮烈的文人真的上阵杀敌。尤其是李白这样的诗人，他的诗最“有用”的地方，是能最大程度地解放人的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到超脱物质世界的精神愉悦。但这种作用在当时无法兑换成社会价值，更无法让入世心切的李白实现自我价值。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李白是一匹汗血宝马，却活在到处都是汽车的时代。他看到天地广阔，想四处驰骋，却拿不到通行证，外面的马路根本不是为他建造的。

他身上的悲剧不仅是因为他出身商人家庭，社会地位底下，也不仅是时局动乱，奸臣当道，所以他才不得重用的缘故。

当社会的成功标准单一扁平到只有一条路通向自我实现，那么这个体制外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共情到李白的痛苦。

每每政治受挫，李白就会寄情于喝酒和修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躺平摆烂”。

可是躺平摆烂的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幻灭。他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在这个时代得不到尊重，错位的自我期待让他不可能自我实现，到了人生暮年，动乱时局又加深了这种幻灭感。

大好的河山，大把的天赋，到最后好像什么都没剩下，什么都没实现。

只有深深地绝望了。

所以，影片的华章——李白高吟《将进酒》，带高适遨游天地间的段落，其情绪处理是准确的。

声音如此激昂，画面极尽绚烂，但配乐却悲怆无比。李白在酒后的幻想世界里越是亢奋，内心就越空虚，现实就越凄凉。

高适双脚着地，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

衰老的李白挺着将军肚，衣衫不整地醉卧河边，身边横七竖八倒着几个道士，都是一群在世人眼里看来不靠谱的酒蒙子。

没人在意他们在乱喊乱叫些什么，身后的河水滔滔向前，无意驻足。

《将进酒》是一篇怀有巨大悲剧感的千古名篇，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遭遇精神幻灭的高潮，其实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讲，这是中国古代“发疯文学”的巅峰之作。

什么“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什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都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说，什么功名啊，什么道德啊，什么金钱啊，都是个屁，朋友，你就喝吧，人间根本就不值得。

中国正统的价值观，文人士大夫被规训必须遵循的东西，在这首诗里统统被瓦解了。

恰恰是诗中这种彻底的幻灭和解构，才能带给挣扎其中的人以极大的安慰感。

所以李白带高适乘着白鹤上天的时候，高适是兴奋的，是渴望的。像他这样一辈子守着自己田地的人，最是享受那一瞬间双脚离地、不管不顾、脱离尘世的迷狂。

我看到有评论说这两人的友谊没有根基，不懂为什么李白每次都忘记承诺，但高适却还要上赶着去找他。这倒不是电影的问题。李白其人对高适的吸引力是致命的，也许高适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总是鬼使神差地想要靠近李白。其实也不难理解，像高适这样一个前半生郁郁不得志的人，怎么舍得拒绝和李白这种朋友喝酒的机会？再坚忍的人也得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也希望能有一个人帮他卸一卸精神上的担子。

不过，别看《将进酒》收录在高中教材里，每个中学生都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在目前的价值观体系下，这显然不是一首正能量诗歌。相反，它是满满的负能量，细究之下有两个字盘桓不去——虚无。

《将进酒》写于李白第二次漫游期间。彼时他将近五十岁，已从长安辞官离京，这大概是当时他人生最为挫败的时期。他心心念念的朝堂终于去到了，当朝天子也见到了，唐明皇不仅亲自下步迎接他，甚至一度成了喝酒吟诗的好哥们。从政的梦想似乎唾手可得。

可是身在其中才发现，原来权贵们的生活这么枯燥且无聊，整天就是喝酒作乐，自己作为翰林文人什么正事也干不了不说，明明就是酒喝大了，写两句拍马屁的诗，也会招来非议，遭奸人诽谤。于是日子混到第三年，终于混不下去了，跑了。

你要说真给李白一个机会，让他担任重要官职，他能否胜任？也够呛。

但他可爱就可爱在忍受不了虚伪。或者说，他对精神自由，对情感真诚，有着极高的要求。而他渴望的高纯度的自由和真诚，在当时的唐朝官僚体系中，怎么可能有呢？

别说唐朝了，就是现在，他恐怕也找不到。

所以，他只能流浪、修仙，做个体制外的孤魂野鬼。

别看他大喊“天生我材必有用”，社会现实告诉他，天生我材，就是没有用，这里没有你走的路。

《长安三万里》呈现了这种虚无，也呈现了高适作为普通人对这种虚无的不理解，这是好的地方。

但奇怪的是，影片着重放大了这种虚无带来的结果——李白以及当时一众文人把自己喝成了酒蒙子。

却有意无意忽略了造成这种虚无的现实成因。

单就影片呈现而言，李白的放浪形骸确实流于表面，反而是高适的脚踏实地更有实感和细节。

这就引申到了另一个问题：

影片为何要以高适为主视角展开叙述？

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以片中高适为代表的务实守规的现实主义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

从高适的视角切入故事，简直不要太丝滑。观众几乎无需动用太多历史知识就可以轻松共情高适这个一心“考公”的“小镇做题家”。

“稳定”和“体制”就是刻在中国人DNA里的因子，哪怕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也要在天庭找个萝卜坑，占一个编制名额。

而李白呢？

他真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至今籍贯成谜，有人说他有外国血统，祖上也几乎无可考，他这个“李”姓，据说还是他爸看到李子树后自封的，原本他父亲连姓都没有（出自《李白传》，李长之著）。

《李白传》的代序里提到，民国时期，学者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着手主编《中国史纲》，曾邀请刚毕业于清华哲学系的李长之撰写杜甫一章。

李长之问为什么不写李白呢？

张荫麟先生表示： 李白是浪漫派，在中国文化和诗歌史上并非主流，不能单独立章。

李白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独特而边缘的地位，可见一斑。

后来李长之执意写出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书中，他援引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来分析李白的个性和命运。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酒神精神”，其中所蕴含的极端亢奋的、超脱社会规训的强大生命力，竟与李白其人其诗无比吻合。

但酒神精神和我们这个民族推崇的理想人格相去甚远。酒神精神的破坏力和悲剧力量，恰是儒家哲学避之不及的。

所以，虽然千百年来，人们爱李白，赞李白，可在主流价值观的标尺内，他始终是一个他者，一匹脱缰野马。

皇帝看李白，就像看一个吉祥物。

而李白不肯只做一个吉祥物。

片中的高适看李白，又何尝不是报以一种看吉祥物的心态？

只敢远观，远远地赏玩这个精神黑洞，从李白身上汲取原始的生命力，却没胆量走进他的内心，与他同喜同悲。

《长安三万里》这样拍当然没什么错。相反，它的中庸和稳妥换来了相当喜人的成绩，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

只是， 太“怂”的创作者是拍不出盛唐气象的。这也就是许多人吐槽本片只画了盛唐的“皮”，没有摸到盛唐的“骨”的原因。

影片野心不小，特意截取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时间段，试图以历史之巨变来映衬时代之恢弘。

盛时有多辉煌，败时就有多凋敝。国家命运的大起大落，正如同李白诗中的酒神精神那样极端。

所以，李白是避不开的。

可是创作者又要以高适这个最终意义上的成功者来中和这种极端。以高适起，以高适终，最后还不忘点出，高适是唐代诗人中做官做得最好的。

高适最后的总结中心思想，情感倾向也是肯定和向上的，所谓“只要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在。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在。”

殊不知，李白的魅力，在于“否定”。

哪里都容不下，于是永远在路上，也就永远自由。

《长安三万里》没有胆量直视李白心中那个巨大的黑洞，更不敢点出他人生中巨大的幻灭感。

可那也是盛唐的一部分。

片中高适面对李白的幻灭感，始终是敬而远之的。

他觉得李白自暴自弃，不可理喻，不肯陪他一起疯。

李白的主体性，他发疯的来龙去脉，全部都被隐去了，或者只是不咸不淡地提上一嘴。

但实际上，那些与李白差不多时代的诗人，大多都体会过李白遭遇的幻灭感，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其中，最负盛名也是最“少年老成”的杜甫，作为例子，再合适不过了。

大家都知道，李白和杜甫有过私交。尤其是杜甫对李白，可谓牵肠挂肚。

杜甫就像片中的高适那样，对李白的才华很是倾慕。两人一生中曾相处过三回，其中一次，他俩和高适一起结伴出游。

就这三次，足以让杜甫回味一辈子。“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总而言之，杜甫对李白爱得深沉，可是呢，有时候他也会不理解，就像片中高适对李白的每一次失望一样，“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杜甫比李白小了11岁，曾经小杜也不明白，李白天天喝大酒吹大牛，空有这满腹才华，为何如此不思进取？

后来，两人各自漂泊着，经历了战乱、贫困，看多了权贵的荒唐、军队的杀虐，也不断耳闻各路好友的惨讯，比如他俩一同去拜访过的书法家李邕，就因为站错队，以七十岁高龄被奸臣下令杖杀。

最后，李白也站错队，险些丢了性命。他被流放夜郎期间，彻底没了音讯，杜甫以为他死了，哀痛欲绝，接连写了好几首诗：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他称李白是“佯狂”，也逐渐明白这种“狂”背后深重的悲哀。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他想象李白满头的白发，里头凝聚了多少无法实现“平生志”的痛苦。

此时的杜甫已经步入人生最后二十年，带着一家老少四处逃难，看似站对了队伍，追随肃宗得了官职，却又因耿直而被疏远忌惮，反复如此，最终扑了一场大空。

他哀叹李白，又何尝不是在哀叹自己一生徒劳？

影片中李白高呼“将进酒”的那个夜晚，如果陪在李白身边的是杜甫，他一定会留下来，而不是再一次默默走掉。

承认历史上这场盛世狂欢背后藏着巨大的幻灭，才算真正理解李白，理解盛唐。

至于钻野史的空子，把哥舒翰塑造成爱国将士，让高适作为成功者去“赦免”失败者李白的“罪”，这样惺惺作态地渲染忠君爱国的思想，渲染盛唐之下传统道义的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不过是媚俗、媚上、媚体制的产物。

永远流浪在体制外的李白，他的狂、疯、癫，是盛唐的魂魄和精气，绝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用来告诉外宾我们也是有浪漫主义诗人的道具。

最后，想对追光说一句：

不敢发疯，就别霍霍李白；不敢凝视深渊，就只能永远浅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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