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前“建议取消公积金”的风波还未彻底翻篇儿，前重庆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最近又曝惊人之语，直言2020年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将产生几十万亿级的红利，具体实操就是卖地搞基建，让农民、农民工进城落户，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红利何去何从，暂不得知，但黄老声称在此次改革中，“农民、农村是最大的受益者”，还真是令人有些无语。
首先，咱们要搞清楚黄老口中这几十万亿的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毕竟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个红利，现今仍存在于假设阶段，等待释放仍需要漫长的时间。而黄老口中的“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虽说是这几十万亿红利的关键，但还是太宏观了，咱们需要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微观的层面来——最简单的，就是从农民工进城开始抓起，让他们落户到城镇。
虽说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当下农民工在城镇中的居住都是个大问题，更不要说落户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靠着租房或者单位雇主提供住房，群居房难住，保障房难进，而居住环境脏乱差、经常断水断电、洗澡不便、租住地不安全，都是农民工群体经常面临的问题。
即使想要买房落户，也得考虑斥巨资“上楼”后还有没有余钱来保障生活。
单从子女教育来看，农民工子女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依然比较薄弱，毕竟我国现有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孩子想要获得优质的教育配套，最终还是要落到买房落户上。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要跟城镇职工子女“争”学位，既有户口之争，也有房产之争，真的不容易。
黄老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农民工从18岁出来打工，干到45岁，城市的企业一般就不再雇佣他了，而城市职工则可以干到60岁，比农民工多出1/3的工龄；再算上农民工每年返乡的2个月，工龄还得再打个折扣，农民工的劳动红利可能只有城市职工的1/2。
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迈入60%，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导致人口红利短缺、退出的重要原因。而黄老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2亿多的农民工转换成城市居民，那么他们就相当于延长了一倍的工龄，中国人口红利短缺淡出的状况将会被大大缓解。
不得不说，黄老还是那个黄老，跟3个月前大谈企业取消员工公积金的黄老确实是同一个人，表现出来的问题也大同小异，表面上是为农民工考虑，最后牺牲的却是农民工本身的福利，保障都还停留在口头上。
农民工进城后，路向何方？黄老对此看得实在太高远了，他认为农民工进城落户是“延长中国劳动红利的一个举措，同时也是改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权利和地位的一种举措”，显然他没考虑到农民工群体也在老化的问题。
权利地位改善？暂时没看到。毕竟这部分的劳动红利还没释放出来，站长也不敢妄下评断。
依照黄老所说的户籍制度改革红利，农民工进城落户就占了大半，还有部分的红利是农民进城落户。不过农民进城落户这方面，得结合土地改革来看，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积极探索入市收益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分钱的制度得完善，最好再搞个增值税。
打个比方，城市征一块地，拆迁危旧房可能花了3000万一亩，这个地卖了5000万，这个时候增值是2000万。而农村的土地征地动迁可能是300万一亩征收，同样卖了5000万，产生了4700万收益——城市这块地的钱，大半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上，但农村的地没有相应的配套，得收增值税上来建配套。
按照黄老的说法，增值50%到100%，征收50%的增值税率；增值100%以上的，征收60%的增值税率。这些钱都用在改善基础配套上了，自然也就利好农民了，利好农村了。
虽然这样有哄抬农村地价的嫌疑，但考虑到黄老对农民工、农民的“区别对待”，要是按照他说的改，农民、农村的确是“最大的受益者”。
可能是受到大环境的冲击，最近的专家们都轻飘飘的，个个都不接地气，都想动大刀子，从人口红利这块干瘪的海绵里边再挤出点儿水来，从土地这块瘦肉中榨点儿油出来。挤一挤，榨一榨，几十万亿的红利不就释放出来了么？
站长想说，即便我们身处大时代，但也得考虑小个人，一刀切最是要不得。让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事，可以类比某个特殊背景下的群体移民，这些人很难融入当地群体，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两头无根。
对于农民工、农民来说，也是如此，户籍或许好落，但是心却不好落。现代化的进程，应该同时包容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发展。
和逐年放缓的城镇化率不同的，我国的城市户籍人口却在逐年上升。保障上来了，收入上升了，城镇化率自然也就提升了，这一点本应顺其自然，而不当为了释放劳动红利，“强行”让农民工进城、落户、买房。
最后，站长还想说说我国的房屋空置率问题。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在我国房屋空置率比较高，不同城市空置率是不一样的，为了逐步熨平房地产泡泡，有关房地产的税费应该分类进行，率先出台能够精准遏制投机的消费税、流转税、空置税，然后再从容考虑物业方面的税。”
此前，深圳市住建局也提及，为了应对房价上扬，或将征收房产税。种种迹象表明，房产税可能真的不远了。
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能够应对房产税的到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