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惨败之后，中国的文化自信开始崩溃，而陷入深深的文化自卑，在西方西学面前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我错了”。经济强势崛起之后，重建文化自信开始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建设文化自信就是要摆脱“我错了”思维，而建立“你错误”了的新思维。
要想治病，必须搞清病因。要想消除“我错了”思维，消除文化自卑，就必须弄清其来龙去脉。本文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化自卑不是直接在本土产生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是从日本引入的外来思想。二是，中国的文化自信的消失，文化自卑的形成，主要是在学术界，并通过学术界向实践界扩散，实践界并未完全接受学术界的影响，而是采用“理论联系实际”对其进行排斥和过滤。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我错了”思维并非出现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我错了”不是被英国人打出来的，也不是被其他欧美国家打出来的，而是被日本打出来的。中国在文化上不是被欧美西方国家打服的，而是被日本打服的。
中国被日本打服，甲午战阵本身的失败仅仅是个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此前中日两国不同的军备准备过程。
甲午之前，中国的军备准备过程叫“洋务运动”，而日本的则叫“明治维新”，两者都是从1860年代开始。尽管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两者的基本指导原则却截然不同。
“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原则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明治维新”的指导原则则是“脱亚入欧”。“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简称，“中学”的核心是儒学，因此也可说是“儒体西用”。 “脱亚入欧”的实质是“脱中入欧”，脱中主要是脱儒，因此，“脱亚入欧”也可以说是“脱儒入欧”。“脱儒”就是反儒、骂儒。
日本的“明治维新”根本目标是在文化上彻底西化、入欧，但是又是建立在“脱儒”、反儒的基础之上，对儒学进行彻底否定和恶毒咒骂。当时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让日本陷入了落后，阻碍了日本的进步。日本的反儒者，以被称为近代日本最伟大启蒙教育家的福泽谕吉（1835年-1901）为首，其生命年代与张之洞（1837—1909）相当。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写道：“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
他在《支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福泽谕吉批评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事依赖他人，那么全国都是些信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政府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福泽谕吉批判儒家思想中包含的专制因素：“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
福泽谕吉说：“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就要变成了禽兽世界……。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
“儒教……腐败之流毒以至于危害国家则决不可饶恕。我辈所以极力排斥而毫不假贷也。”
他在《自传》中称自己是一个“读过大量汉文书的人，却屡次抓住汉学的要害，不管在讲话或写作上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恩将仇报’。对汉学来说，我确实是一个极恶的邪道。”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这样说：“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席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在他眼里，现在的儒家较之西方文化，就是毫无价值的“破席”和“糠麸”。
日本与中国大陆一衣带水，位处儒家文明的边缘，历史上也长期受儒家的影响。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就是对唐朝文化和制度直接引入的结果，甚至包括科举考试。即便从那时算起，日本受中国的影响也已有1000多年了。
尽管科举考试在日本早已夭折，但是日本却将以儒家为核心的学术系统很好地继承下来。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学术，象中国一样，也是儒家学术。福泽谕吉就出生在一个儒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熟读儒家经典。
但是，由于远离中国大陆，远离中国实际的文化实践，日本对儒家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表层，从未领略其真精神。只学到儒学之用，而未曾学到儒学之体。同时，日本也一直以儒学为外来的，来自中国的，而非自家的。
一旦看到在经济和武器上远比中国更强大西方文明，只得儒家之用，而不得儒家之体的日本，马上感到西方文化是比儒家文化远远先进的文化，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就是垃圾。于是日本的学术界就开始彻底否定儒家，并亟亟与中国撇开关系，提出了所谓的“脱亚入欧”。
儒家对中国而言不仅是自家的东西，而且中国对儒家的理解不仅知用，更是知其体。儒家的传承实际是通过两个路线，一个是学术线，通过读书做学问，另一个则是实践线，通过家庭教育以及实际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熏染。在日本学习儒学，仅仅能通过死的书本，而无法通过活的实践。
因此，当中国面对西方的入侵时，首先的反应不是象日本一样一心想着如何否定和抛弃儒家，而是一心想着如何保护她。所以，当日本进行“脱儒入欧”时，中国却提出了“儒体西用”，企图引入西学之用，去保护儒学之体。
其实甲午海战不过仅仅一场战争而已，但是遗憾地是，这次战败被当时处于特殊背景下的中国人，做了过度的放大和过度的解读。战争的结果，被认为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之间优劣胜负的评判标准。
甲午惨败，被认为是“洋务运动”本身的彻底惨败，包括其“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精神。相对应，日本的大胜，则是被认为是明治维新的完胜，包括其“脱儒入欧”的基本精神。
于是，甲午之后，中国开始自发地出现向日本的留学潮，学习日本先进的西化经验。此时他们尚不知道，作为他们的派出方的政府和家庭更不知道，等待这些大量中国年轻留学生的，不过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是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恶毒攻击。
这批学生似乎学的不错，当他们学成归国后，中国就随之进入一个“革命时代”，不仅有对中国2000年来政治形态的革命，而且更有对中国文化的彻底革命。“革命”其实就是否定，否定中国的制度，否定中国的文化，总之否定中国的一切。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不仅让清政府倒台，更是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近4000年的国家首脑世袭制。孙中山的南京政府一成立，其教育总长蔡元培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废止读经。
当蔡元培1916年到北大当校长时，“新文化运动”就随之开始。所谓的“新文化”，不过是从日本直接搬运来的“脱儒入欧”文化，这些文化搬运者正是由蔡元培召集到北大的那些年轻的留日归国人员，著名者有：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吴虞、李大钊等。蔡元培本人也有旅日经历，胡适是留美的。
因此，新文化的核心要素也有两点，一是对儒家对中国历史进行彻底否定和恶毒咒骂，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中国历史就俩字“吃人”，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之类偏激而无知的观点。第二点就是全盘西化，以陈独秀的“德”、“赛”二先生为中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进而倡导“脱儒入马”，从此中国出现两大流派。一个流派是“脱儒入欧”，一个流派是“脱儒入马”。
坚持“脱儒入欧”的是国民党，其主要领导人大都都有留日经历。坚持“脱儒入马”的是共产党，其主要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有留日经历的是陈独秀，后来还被开出党籍。其他的有留苏的、也有留欧的，唯独没有留日的。后人成为其最主要领导人的毛主席，压根就没有任何留学经历，正是他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对中国实际的重要超过任何的外来理论。
在日本，“脱儒入欧”的思想是先由学术界提出，而后向实践界渗透。在中国，“脱儒入欧”、“脱儒儒马”的“新文化”，也是首先由学术界引入，并逐渐影响实践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自卑的始作俑者是学术界，文化自卑的重灾区也是学术界。
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从整体上、根本上而言，是毛主席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也是洋务运动所倡导的“中体西用”的。“理论联系实际”实际就是对“中体西用”的实践、落实。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更加强调的是实际，而非理论，可以说是“实际为体，以理论为用”。“实际”是中国之“实际”，“理论”则是西方之“理论”。中国“实际”就是以儒家为核心为文化传统，更简约地说，就是儒家文化，就是“中学”。西方之“理论”，就是“西学”。所以，“实际为体，理论为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的自信也在迅速回升，这种自信是基于实践的：政治和经济实践，是一种实践的自信。但是，学术界依然坚持新文化思维，也是文化自卑思维，依然是没有自信的。更重要的是，实践的自信中，实际上是包括着文化自信的，因为实践中的“实际”，其主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学术界却把这一层给遮蔽了，让世人无法看到。
学术界的理论是西方之理论、西学之理论，对中国的实际是视而不见的，是瞪眼瞎。对中国实践中所积累的自信是视而不见的，对中国实践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视而不见。而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发展的主要动因是外来的理论，而非中国的实际。
因此，当今中国最大矛盾是，学术界和实践界的脱节。实践界说：“中国很行”，学术界依然在坚持新文化思维说：“不，中国依然不行”。要真正认知中国之“中体西用”之现状，要真正建立文化自信，非得对学术界进行一次系统性、范式性革命不可。
中国的文化自卑，是学术界从日本引入的，要消除文化自卑，重建文化自信，就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清理：对学术界的清理，对外来思想的清理。
当然，这并非彻底否定学术界所引入的外来理论的作用，它们是有作用的，但是一定要清楚，这些作用是在“用”上，而非在“体”上。在“体”上起作用的是中国固有传统，是儒家文化。
也就是说，在对学术界所引入的外来文化，以及对中国自身文化做评判、评价时，一定要正确区分“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