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先生这段关于生活的杂感前段时间忽然“火”了，鲁迅语录历经百年依然是璀璨，依旧触动了无数人心底在繁华背后的孤寂。

如今社会繁荣，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康庄大道上奔跑，似乎病态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鲁迅对人性的冷峻剖析却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过时，现代社会反而对鲁迅语录更是推崇备至：网友抖机灵地给一句话后缀加个——鲁迅。

似乎就可以使表达的立场处于不败之地；每个影响重大的社会新闻必然有人会引用鲁迅先生发人深省的金句来映照当下；还有有心人专门做了个“鲁迅语录查询网站”，供你查验你所用一代思想家的金句是否盗版。

鲁迅先生除了描绘“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精神病苦”，给人们精神一面镜子审视自我；写作之余，他亦希望给人们一个实际工具借以改变病态社会，在社会工作中也十分积极地进行“文艺大众化”“新白话文”“大众语”的推广，希望借此普及大众文化，敦促社会进步，救赎社会底层压迫之下产生精神疾病而不自知的人们。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一言就是鲁迅先生在当时情况之下喊出的振聋发聩之声。当然，此时也许有人冷笑，现在汉字没灭，中国伟大复兴之路依然欣欣向荣，这句话明显错得离谱。但，以上帝视角回望历史，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讨论这句话的正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聪明言论似乎更错的离谱。

“文艺大众化”

时代背景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从战争中失利逐渐沦为发达先进技术国家的鱼肉，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低下导致落后挨打局面，纷纷致力于推动工业化发展。但工业化进程结果如何，学过近代史的人都有目共睹。

工业化道路坎坷波折的原因众多，政府自大无知软弱，时局动荡，固守既得利益者固步自封，社会思想陈旧迂腐都是原因之一。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社会自身顽疾：大众文化普及率低。

而工业生产需要一大批有知识的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等等，这就需要科技普及，就需要教育普及，提高人民素质; 工业产品需要在市场有效流通，就需要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市场和社会，就需要语文的标准化和统一。

“大众语”的讨论之声

1868 年黄遵宪先生首提出“我手写我口”，1898 年裘廷梁提出“崇白话废文言”，“大众语“改革先由民间讨论，一步一步走向政治舞台中央。1911 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颁布《统一国语办法案》。

辛亥革命后，1913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召开全国的“语音统一会”，公布注音字母，通令“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颁布标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甚至明令公布《第一批简化字表》。在工业化需求迫切的情况下，各朝政府方面都积极想要进行语文口语化、大众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可惜，由于主政者多保守顽固，对改革多不情愿，政府无能，一道道政令标准都是一番废纸，但功绩不能算无，这些努力为多年后新中国文字改革奠定了基础。

呐喊：“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0 年到 1932 年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有识之士在民间不断地开展讨论会议探索“大众语”的样貌、可行性。汉语方言众多，文言白话脱节，改革之复杂工程之繁杂让人心急，大众不开化加上顽固派的阻扰更是让人心焦。

甚至直接宣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希望直接用罗马拼音直接代替汉语，希望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急切地想要推进改革。会议上鲁迅先生热切附议支持。

但，从鲁迅并不认为直接废弃汉语是可行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鲁迅从头到尾都是坚定的白话文支持者，他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土壤将汉字连根拔起且全盘西化是一个漂浮于实际且复杂难以实现的想法。但他更冷峻地知道，撇除文改革若没有“政治之力”的帮助，否则“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面对顽固不化的保守派的阻扰，鲁迅先生在会议上发出了极端呐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结核”，极端拥护罗马拼音取代汉字的思想，意图和众人一起掀开屋顶，给白话文开一扇窗，他希望“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鲁迅生前笔耕不辍，用白话文写了许多警醒世人之振聋发聩的文章，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推广下，白话文逐渐在文化阶层流行，启发了一代一代知识青年奋勇拼搏。但这个窗也“老先生们总在机想把它塞起来”，白话文依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大众语，普及大众，惠及民生，并没有按照他的希望，救赎他眼中生病的底层人民。

新中国的“整理和简化汉字”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立即启动“整理和简化汉字”工作。1949 年 10 月 10 日即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由吴玉章先生领衔承担此项工作。淘汰没有实用意义的异体字、正式公布简化字、统一字形、 废除了一些双音节汉字等等工作有序展开，汉字标准化使浩瀚纷繁的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成为有序集合。

64 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汉字简化以后，大大降低了识认难度，提高了书写速度。几乎所有简化字都古已有之，具有悠久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布以后，知识人士认可，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学习工作效率和促进中文信息化方面，成绩卓著，功在当代，泽被千秋。

在文盲率从初建国84%到现如今3.6%，国民明智已开，社会进步脚步坚定有力。泱泱中华，不再挨打落后为他人板上刀俎。先驱们的夙愿得以实现，这盛世一如你们所愿，中华儿孙亦在你们的引领之下不断在错误中修正，在挫折中前行。

反对之声

在我们文化欣欣向荣的今天，却有许多荒谬言论此起披伏，试图开历史的倒车，推翻前人功绩。除了有“爱无心，亲不见”的民间网红斥责，居然还有个别人大代表提出“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的荒唐建议、提案。所持理由十分具有迷惑性：

1.惋惜文化传承派，简化字割断了历史。

文字不等同文化，这一观点错误地将文字、文化两种概念混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本来都是用繁体字写的，“孔孟老庄”和“诗经楚辞”当初都是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后来又经历过小篆、隶书、楷书的变革，这些经典都流传至今。

不懂英语、法语、俄语的人照样可以从翻译的文字读懂狄更斯、司汤达和普希金。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但文字不等于文化。

2. 台湾文化派为首的无脑讽刺派，以“爱无心，亲不见”闻名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孙中山和蒋先生手书的简体“爱”字，就无心，这批痛心疾首简体字爱无心人士却选择性眼盲看不见了。蒋先生早在1935年就想简化汉字而1956年在台湾小岛还在愁苦无法实现：“为大众写的文字而不能大众化，那如何望其有效？

我们须知文字是大众达情表意取得知识和争取生活的工具……所以简体字的需要是生活的需要，时代的需要。”爱无心”这种言论只是为了争执而争执，为了抬高自我的荒谬言论，事实上，我们只是做成了其政府一直想做而碍于党内混乱软弱而从未办成的事情。

3.伪书法家派：简化字笔画太少，写出来不好看”。

按照此种说法，那么笔画写得最多的人就是大书法家了，那书法大赛何不直接举办个笔画大赛呢？

4.时代局限：汉字在信息时代给中国拉后腿了。

早期汉字在印刷、打字、通讯方面的复杂，使得汉字在信息化中不占优势。但王选先生的激光照排技术等一系列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加上智能翻译的进步，汉字在信息时代早就和英语一样是信息化文字，这一担忧在某个时期似乎还有些许道理，但随着我国科技进步创新卓越，早就不是问题。

不忘初心

人人都是公知的时代，嘲讽现有功绩似乎成为一件挑战权威的荣耀。撇除繁杂之声，聆听字改革初心和本质，是要其有利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和推动社会发展。新中国文字改革无疑是成功的，既消除汉语方言混乱和汉字本身“难读、难写、难记、难用”又兼顾传承，中华文化独特之美与时代进步相互映照源远流长。

感谢鲁迅先生呐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为中国文字改革开了一扇窗，透进一丝光，照耀着后人前行，让后人跟随先驱的思想和脚步，终于在新中国让“汉字不灭，中国辉煌”。

文/史海观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