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71岁生日宴的合照上,一个头戴白色毛巾,穿着朴素,笑容灿烂的身影看上去与周围人格格不入。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节俭,即使是过生日,一般也只是在饭店里与家人好友吃顿饭,很少邀请外人。
那这位头裹白毛巾的男人是谁呢?他叫做陈永贵,山西大寨村人。这次来北京是参加大会的,会议一结束就被带到了毛主席生日宴上。当时,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向众人介绍“这可是新中国少有的农业专家”,席上还多次为他讲解湖南特色菜。
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什么背景,也没上过学,扫盲时才识了几个字,他不懂什么是权力斗争,也不会奢侈享乐,他只知道自己这辈子是要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他是举世少有的“农民总理”,一生与黄土作伴,即使任副总理期间也没有脱离农业生产。
临终前,他特地交代家人们,一定要厉行节俭,否则他死不瞑目,但众人在操办时还是犯了难,直到邓公接手才妥善解决。
陈永贵是真正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干部,他出生于1914年,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受尽剥削和压迫。在那个时代,身为农民,他经历了许多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痛苦,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饿死了,姐姐妹妹们一个接一个被卖到了富户家做童养媳,拿到的钱,交完地租也不剩什么了。
为了活下去,他的父亲只好带着他一路要饭到了大寨村,父子俩本想靠着替别人干活换晚饭吃,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条件都很艰苦,谁家能一下子用两个人呢?
在他6岁那年,父亲就因为不堪重负上吊自杀了。可能是由于这段悲惨的经历,让粮食成为了了他一生最看重的东西。
好在有村民,看他可怜,收养了他。抗战爆发后,陈永贵成了大寨村的地下工作者,为我党收集传递了不少情报,1948年,他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土地改革时陈永贵分到了一块土地,对此他非常珍惜,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在了这块土地上,他常常会思考如何能种出更多的粮食,慢慢研究出了经验。
建国后,陈永贵因为是党员,还有一手种田的好技能,被村民们推选为生产委员。那时农村纷纷成立互助组,共同参与劳动。当时村子里有很多老人、小孩几乎没有劳动力,生活非常艰难,其他村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个组,陈永贵把他们组织起来,约定互相帮助,但其实组里能够干活的就他一个壮劳力,对此他从未计较过。
每天早早地起床,打理完自家庄稼之后就去别人家帮忙了,他还组织村民们开垦荒地,他的这些做法,在秋收的时候迎来了好结果,实现了亩产169斤的傲人成绩,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村子里的其他人看到后,纷纷表示要加入陈永贵所在的小组,他也在众人的推选下成了大寨村书记。
靠着种田,他在1952年被评选为省劳动模范,拿到这个荣誉后,他更加努力了,立志要带领村民们把大寨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可1959年当地爆发了非常严重的干旱,地里的庄稼因为缺水全都枯萎了。陈永贵二话不说,拿起扁担,就跑到了离村子非常远的河沟里挑水,看他这样做,其他年轻人也有样学样用肩膀搭起了“农田生命的鸿沟”。
虽然庄稼保住了,但在烈日下一趟趟挑水也不是个事儿,陈永贵绕着农田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想出了办法,他带着村民们打了一个蓄水池,又挖了引水渠,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没过两年,当地又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暴雨,房屋倒塌,庄稼也被连根拔起,在此困境下,不少村民嚎啕大哭,当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得知消息之后冒着大雨赶回了村子,在他的一番鼓励下,大家又燃起了希望,那一年大寨村的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翻了一番。
1964年,毛主席来山西视察工作,得知了陈永贵的事迹,特地邀请他去北京做演讲,众人发现这个没上过几年学的老农民,说起种地来头头是道,毛主席就是在当时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4年,回乡后没多久,陈永贵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他又一次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开会,当时组织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担任副总理,并把“大寨精神”推广到全国各地。
周总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连忙拒绝,说自己没读过书,担任不了这份工作,在周总理的多番鼓励下,他接过了重任。
刚到北京时,他住在京西宾馆,组织安排了服务员照顾他的生活,但他每天坚持自己收拾内务,他最害怕的就是服务员抢着帮他干活儿。没事儿时,他会到花园里散步,警卫员的寸步不离,让他头疼不已。
时间长了人们发现,这个首长可是真没什么架子,他把自己房间的门打开,让服务员们来里面看电视。还帮他们泡茶喝,时间长了他们也不叫他什么首长,都喊他“老陈”。
之后搬到钓鱼台,院子里除了他以外还有三个服务员,一个厨师,一个司机,他觉得别扭极了,住起来实在是不舒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考察学习,1975年5月3日,还没住满一年,他就向组织申请搬出去住了。
他搬进了胡同口的一个小四合院里,这次坚决拒绝别人照顾。虽然他搬到了北京,但老婆孩子还在大寨村干农活,挣工分。户口也一直留在当地。他拒绝组织给他的工资,大寨村每年给他记满勤,给他发工资。
1986年3月26日,他因肺癌去世,面对他的葬礼,人们犯了难。这样一个为国家作出颇多贡献,又做过副总理的人,过于简单的葬礼,体现不出人们对他的怀念。
在葬礼规则争议之际,邓小平同志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一锤定音用一句话亲自定下了标准,这个葬礼既体现了副总理的规格,但又简单朴素。
在他走后的第十六年,儿子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众人,父亲临终前准备将家中仅剩的8000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组织。
母亲痛哭着告诉他“你要是都上交了孩子还怎么念书啊”他这才修改遗嘱,将其中的5000元上交,遗嘱秘密一经公开后,引来无数网友热议,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