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家方晓莉）
（备注：本文作者是国学爱好者，一名网文作家兼编剧，也参与部分传统文化书目的编写。）
林鹄先生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一书当中提及，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中提及的汉武帝形象，林鹄先生指出这是“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刻意在《资治通鉴》中采用不可信的材料，建构出主动忏悔的汉武帝晚年形象”。
林鹄先生采用三点说明“没有证据表明，司马光因为政治观点刻意在史书中扭曲汉武帝形象”：这点说明，我予以赞同。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其人因为政治观点刻意在史书中扭曲汉武帝形象，但并不代表其人实质行为，实际上是故意给人制造成偏颇之感。而制造的目的，个人认为是为了说服，为了趋向于自己的政治偏见。
（但他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较为客观。个人认为这是他的局限性所致。）
（真正做文学的人，一旦内心有所偏狭，他又怎如司马迁一般做踏实工夫呢？……此是局限所在。）
（备注：司马迁画像，来源于网络，感谢分享。）
也就是说，无论那三点，是否曾经引用汉武帝晚年与太子发生冲突与王安石有关，且《通鉴》相关部分在王安石变法前就已经完成（这里我仍然需要插播一段：司马光是不是《史记》搬运工？整本《资治通鉴》用了多少司马迁的材料？这实在令我错愕！……如此仓促之史学研究，而体现其“价值”，也是世所罕见。），另外就是说明汉武帝未曾悔过，说是源头在于班固《汉书》（也可以这么说），三是汉武帝与太子因为政见不和的记载出自于的《汉武故事》，并非无可争议的定论：那就说明，其实还是存在遐想空间？……但这个您也可以忽略。
但总体说来，我个人认为，看不到的事实好像看起来如此，但不能否定其人立场，其人一切立场从个人政治利益出发，当司马光从此局入手，那么其人观点必有偏颇，一旦偏僻之处，而其人所引用的材料与观点，是否存在扭曲，是否刻意扭曲，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达到他的说服目的而已，而他的说服目的是与其人政治倾向有关。
因此，我可以赞同林鹄先生的看法，但我仍然觉得这不能否定掉司马光在说服一事上，因其政治利益偏向，而采用了失当的做法。
而其做法，在于其局限性所致。
参考资料：
1，辛德勇，《制造汉武帝》；
2，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