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
所谓共生，并不是理想的适应，而是一种绝不舒服的妥协。没有共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传染病与文明》（[日]山本太郎著，朱田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5）以传染病为主题，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开始细数传染病与人类的爱恨纠葛，并讨论了人类与传染病在未来该如何共处。
原文 ：《共生之路》
作者 |[日]山本太郎 著 朱田云 译
图片 |网络
麻疹与结核之谜
人类城市出现后，在麻疹已成为常态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原先高发的麻疹的死亡率有所下降。死亡率的下降，在现代医学起步之前就已经发生。结核病也是在现代医学起步以前就开始死亡率下降的疾病。
工业革命与工业城市兴起后，肺结核成了19世纪欧洲最大的传染病。被污染的大气、密集的城市生活、在通风差的工厂里长时间的工作造成了结核病的流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代表作《魔山》即以1900年代初阿尔卑斯的结核病疗养院为舞台，描绘了人的生与死。
事实上，过去150年以来，结核病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在科赫发现结核菌（1882年）、BCG疫苗的研发（1921年首次用于人体）、抗生素的登场与导入（1943年发现用于结核治疗的链霉素）之前就已开始。毫无疑问，疫苗和抗生素的发现有助于减少结核病的死亡人数。但就死亡率的下降曲线而言，其影响是有限的。人们普遍认为导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营养状况、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改善，或是这些改善的综合效果，但人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些因素对结核病死亡人数的减少影响到了什么程度。
在结核病流行之前的11和14世纪，麻风病曾在欧洲流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疾病的流行势头逐渐消退。当时，人们并不清楚麻风病的病因，也没有治疗方法。虽然对患者数的减少已经有了一些解释，但谜团仍然存在。也许有一种可能性——从19世纪到20世纪结核病死亡人数的变化和麻疹致病性的变化并非固定在病原体的“病原性”上，其改变取决于社会的变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
病原体与人类的共同进化
有时候，当人们的行为成为一种选择压，病原体会发生进化。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进化”，是指病原体的性质因为对环境的适应而发生改变，并非变成“优质的”病原体。
在西欧社会，艾滋病的流行始于1980年代上半期，到1990年代新增感染高峰过后，研究者对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男同性恋者进行了一项追踪研究。艾滋病的平均潜伏期，在同性恋者间的新增感染达到高峰的1980年代下半叶最短，而在之前后的时期则较长。1980年代中期，一场旨在抑制病毒传播、提倡安全性行为的运动取得了成功。自那以后，在男性同性恋者中，HIV病毒的传播趋于稳定，平均潜伏期也得到了延长。
强毒HIV毒株因为传染性高、致死性高、潜伏期短而耗尽宿主。换言之，这种毒株只能存在于一个接一个、不断出现新宿主的环境中。再换一种说法，即当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之间的接触频率降低时，强毒病毒因其本身的“强毒”性格而消失。从长远来看，强毒病毒一边影响支持自身生存的宿主群体（HIV感染的例子中性交活跃的集体）一边消失，而潜伏期长、感染率和致死性都低的减毒病毒则会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乎，病毒与人类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稳定的关系。
我们在非洲绿猴的SIV（猴免疫缺陷病毒）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
与HIV类似的SIV已经感染了非洲绿猴几千年、几万年。现在，这种病毒已经不会在宿主身上引起艾滋病，但可能在过去引起过艾滋病。不能排除大部分被感染的非洲绿猴在其第一次接触SIV时就死亡了。少数在感染后幸存下来的雄性和雌性生下后代，这些后代在感染后幸存下来少数的后代再生下后代，如此循环往复，非洲绿猴也许就是这样进化成了与病毒共生的宿主。
另外，从病原体的角度来看，当病原体第一次遇到具有“感受性”的宿主时，因为是在初期，当然很容易想象，当时的适应并不完美，而是逐渐进行适应的。病原体反复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的过程中，一定是想逐渐增加在宿主体内的总量。适应越不完美，病毒在宿主体内的总量就会越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需要承受来自宿主的选择。有一种理论认为其结果可能就是艾滋病的发作。根据这种假设，一旦适应，就无须承受任何选择的压力。宿主的生病会对病毒自身的生存不利。因此，最终病毒会与宿主建立起稳定的关系。
将博弈论与“进化稳定策略”的概念引入生物学，并对二十世纪的生物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更进一步提出，如果病原体和宿主能够分开生存，那么自然选择必须对双方各自发挥“利己”式的作用；然而，对于像病毒这样没有宿主存在就无法生存的病原体，其承受的选择压最终会使其在提高宿主的环境适应度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史密斯还谈到，一旦形成稳定的关系，病毒的存在可能会提高宿主的环境适应性，即提高宿主自身的生存能力。
共生的成本
不可能存在完美的适应，如果环境发生变化，之前对环境的适应就会反过来变成对环境的不适应。其振幅会因为越适应而变得越大。我们已经看过镰刀型细胞性贫血症对疟疾发生了进化适应的例子。在社会文化适应中也存在过度适应造成的副作用。如果狩猎进行得太过顺利，生态系统就会失去平衡。如果畜牧业发展得过度顺利，牧草原就会变得荒芜。
某种适应是如何带来短暂的繁荣以及之后长期的困难的呢？我认为，传染病与人类的关系亦是如此。消灭病原体可能是一种过度的“适应”。或可说，病原体的根绝会是一种过度的“适应”。传染病的根绝，会在面临选择时，把过去对传染病产生抗性的基因进行中立化。其对人类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会变得不能无视。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提出过“大灾难的保全”的观点。他举例美国陆军试图控制密西西比河的历史，认为这是人类可笑的努力。因为一到春天就发洪水，密西西比河流域常被洪水淹没；在1930年代，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开始建造堤防，并着手封堵密西西比河，结果，一年一度的洪水是停了，但河床淤泥逐年堆积，堤防也只能相应加高，且越变越高；可这条河不可能在地表100米的位置流动，所以迟早有一天，一定会破防，到那时，很可能会造成骇人的灾难，其破坏程度一定远超堤坝建造之前的每年的洪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公元前800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每次黄河毁堤、寻找通往大海的捷径时，都会有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
同样地，创建无传染病社会的努力，也会越努力，越是在为拉开灾难性悲剧的序幕做准备。为了不去“保全”灾难，我们必须有“共生”的理念。重要的是要明白，在任何时间所实现的适应，都“不算舒服”，而是妥协的产物，没有哪种适应可以是完全且最终的。舒服的适应只不过是下一场悲剧的开始。
进入21世纪，我们认为需要构建以“共生”为基础的医学与传染病科学。 然而，共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即“共生的成本”。打个比方来说，也许就像“修建堤防之前密西西比河中常见的洪水”。
同样地，我们面对的是致命的传染病。许多病原体尚未与其宿主人类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对于那些被病原体夺走的生命，作为一名医生、一个从事医学相关工作的人，我无法视而不见。正如人类为了防治每年泛滥的洪水而建筑堤坝，虽然不多，但我们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应对这场悲剧的医学和医疗知识。
我们也知道这种积累也许会导致一场灾难。我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处方”。但我坚信，“共生”是一条大道。只不过，当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 正如不存在完全的适应一样，共生，恐怕也都是“不算舒服”的妥协的产物，需要不断地探索。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而言，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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