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谓“始”，凡数之始称为“元”；旦谓“日”，“元旦”意即“初始之日”。“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在自汉武帝首创年号以来的2000多年里，封建帝王对改“元”这样的重大事件是随心所欲、想改就改的。从汉武帝首创年号“建元”，到清王朝灭亡、“宣统”年号的废止，我国历史上共存有多少年号，至今尚无定论，梁启超先生统计为316个，而《中国历史纪念表》则称有500多个，加上军阀割据政权的年号，总数就更多了。
封建帝王缘何热衷改“元”？这还得从“纪年”说起，所谓纪年，指以文字确切记载历史现象发生的年代。商代虽有文字记载，但直到西周中期也没确切的年代记载。太史公司马迁根据前人遗留的史料，在《史记》中明确记载了西周“共和元年”及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起，我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纪年。
其实，历法的推算比司马迁创建“纪年法”更早，《尚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新年从哪天开始？《史记·八书·历书》曰：“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秦而正以十月。”也就是说，夏朝以孟春第一天为“元旦”，此后，商、周、秦朝分别比前朝提前一个月过新年。直到西汉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时，汉武帝接受大中大夫公孙卿、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下令废除秦历，恢复夏历（农历），“以元封七年为元年”，并诏命御史大夫倪宽、太史令司马迁等“议造《汉历》”，汉武帝成为史上改“元”第一人。
汉武帝虽未对改元或沿用旧年号作出统一要求、制定统一格式，但他在位50多年，只创建了11个年号，且有一定规律可循，譬如“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各6年，“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各4年。无论“6年一改”还是“4年一改”，时间都相对稳定。而此后王朝的统治者改“元”就频繁了，新君即位，无论正常交接班，还是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逆袭上位，首先做的便是改“元”；总结成绩、祈福消灾、宣布新的施政方针、前方打了胜仗等等都是改“元”的充足理由，甚至还有“什么理由都没有、完全是兴之所至，也弄出一个新年号”的帝王。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更有“改元癖”，从上元元年摄政到神龙元年被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推翻，掌权21年，却改“元”17次，平均一年多就改一次。从武则天改元“天授”“天册”“证圣”“神龙”“长安”等看，她改元的政治意图与历代热衷改元的帝王所表达的思想如同一辙，即：强调权力的正当性，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祈求上苍护佑皇图永固，表达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等。
然而，封建帝王虽然喜欢建“元”、重视改“元”，但他们基本都遵循一样的套路——年号的选择既要“吉祥”，又要避免“撞车”，尤其不能重复灭亡政权的年号，这可苦了负责选定年号的大臣们。南宋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命宰相赵普“撰前世所无年号，以改今元”，赵普绞尽脑汁，提交了“乾德”二字，赵匡胤很满意，赵普也很得意。可是，乾德三年，赵匡胤灭后蜀，“蜀宫人有入掖廷者”，赵匡胤“阅其奁具，得旧鉴，鉴背有‘乾德四年铸’”，大吃一惊，便拿出铜镜生气地问赵普：“安得已有四年所铸乎？”赵普被问得目瞪口呆、惊出一身汗。赵匡胤又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窦仪回答：“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赵匡胤恍然大悟，对没文化的开国元勋赵普一顿羞辱：“宰相须用读书人。”赵普很幸运，遇到的是明君，否则脑袋就可能搬家了。没过多久，赵匡胤便将年号改为“开宝”。
封建帝王们热衷改元，免不了造成多个年号重复。诸如“建兴”“天祐”“太平”之类吉祥意味浓厚的年号被“复制”了10余次，甚至同一朝代也出现重复年号，674年8月至676年11月，唐高宗李治用的是“上元”年号；而唐肃宗李亨于760年闰4月至761年9月也用此年号，给后人考辨历史带来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