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和尚界的翘楚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明朝，这一年按照年号来称是洪武元年，从此这个号称是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开始了它跌跌撞撞的数百年风云。从公元1368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644年，一共277年的历程，这个大明王朝有很多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其中有一项就是言官制度。有人说，明朝因言官制度而兴，也因言官制度而灭，究竟如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言官制度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属于监察方面，聊聊言官制度，就不能先说说明朝的监察体系。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都察院，负责司法领域，以及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监督。然后下设左右都御史，官阶正三品，其下是左右副都御史，官阶正四品，再下面是左右佥都御史，官阶是正五品，最低的是御史，官阶是正七品，并且不在首都办公，而是到地方进行巡查监督。到了洪武二十四年的时候，除了御史依然为正七品以外，其余的全部各升一品。虽然说御史们的品阶不高，但是地位却很高，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皇帝进行监督，所以同级别的甚至更高级别的对他们都很是忌惮。所有的这些御史，被人称作道官。
朱元璋可能是还嫌不够过瘾，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权力欲望，他又设置了“给事中”，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又设立“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各一人。然后分设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官品为正七品、从七品。由于分管六部，所以又被统称为六科给事中。他们虽然官职很低，但是特殊的职位却决定了他们特殊的地位，他们有权出席“廷议”、“廷推”、“廷鞫”。也就是说可以出席皇帝的御前大会议，可以参与推选朝廷大官候选人，可以参与公审有罪的大官，权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他们对应御史们的道官，又被称为科官。两者统称为科道官。
于是在明朝的检察系统中就出现了都检察院和六科给事中并存的局面，二者同时存在，一同对皇帝负责。而我们所说的言官早期主要指六科给事中，后来科道官都可称之为言官。
而这些言官最大的权力就是对皇帝的制敕能够“封还执奏”，也就是可以对皇帝的意见提出反对。在明朝之前的唐宋两朝也有这个惯例。唐朝的门下省就是为了这个功能设立的，而宋朝的台官、谏官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甚至于宋太祖特意留下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就是对这些言官最好的保护。
但是言官在明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不仅敢说，当皇帝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又坚持自己是对的时候，甚至是以死直谏。往往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堪称是拼命三郎。而其他的士官则显得没有了骨气。在朱元璋和朱棣两个皇帝的大肆乱杀之下，这些文官的脸面和骨气可以说是被按在地上摩擦。一言不合，皇帝就拿廷杖制度来伺候这些文官，又有厂卫机构的监督，所以说他们的没骨气在整个封建王朝都是出了名的。
在明朝对于言官的选拔是非常苛刻的，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还没有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与同僚也没有形成派系，利益纠葛不多，所以说弹劾起来不畏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于言官都比较的倚重。
明朝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言官，他们以敢说敢干，不怕死的精神青史留名。像我们熟知的海瑞、张居正都曾做过言官。海瑞当言官的时候那是怼天怼地怼皇帝，可以说只要是不符合他价值观的，他认为不对的都敢直言不讳，堪称言官的典范。张居正更是从言官的位置一步步走上了大明朝的权力巅峰，内阁首辅的位置。所以说在内阁这个位置上只要干得好，干出了名堂，升官加爵那还是很容易的。据史料记载，明代官场有两种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待过，二就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阁当辅臣，由言官则可以晋升为封疆大吏或者朝廷某方面重臣。海张二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嘉靖年间，文臣对桂萼、张璁很是不满，上书皇帝杀掉他俩，皇帝却独独召见他俩，很偏信他俩。其实人家也没什么过错，就是在大礼仪上站在了嘉靖这一边，然后与群臣辩论占据了上风。可是他们就不爽了，就来搞事情了。
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并疏言：“萼等皆曲学偏见，紊乱典章，在圣世所必诛！岂得以一言之合骤迁美秩？矧以传奉而及学士，其为圣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极论席书及萼等罪状，请正典刑。
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有多牛了，敢这么和皇帝说话。那皇帝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也有。
《大明王朝1566》嘉靖皇帝
在朱元璋时期，就曾经定下了廷杖制度，可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大臣，言官当然也在此列。当然这是对士人尊严很大的侮辱，这是题外话，暂时不提。不过这个制度初期还有效，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可是后来用着用着就变味了。到了后来，被廷杖的文官几乎被视为正直刚烈的人，受到英雄一样的吹捧，大臣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明史讲义》曾记载：
“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黄仁宇评说：“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
所以说后来皇帝也认识到了这点，打了大臣，他们倒可以青史留名，名垂千古，自己却要背负骂名了。
这也就使得言官们胆子越来越大了，也越来越不怕死。从制度上来说，他们认为不对的可以尽管提出来，说对的是功劳，说错了也不管他们的事。而且这也是加官进爵的好机会，进可以加官进爵，退则挨一顿鞭子，还可以青史留名。无论怎么算，这都是划算的。
言官在明朝中前期还能保证为皇帝所用，监督大臣，也监督皇帝的言行。到了明朝中后期很多言官就成了党派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最经典的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争斗的时候，往往上述弹劾某一派的就是言官，他们私下里受到某一派的指使，去攻击另一派。而这种方法往往又是极为奏效的，皇帝不可能坐视不理，所以言官在派系斗争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本来是为了维护官场清明的言官，却逐渐变成了明朝官场内斗的工具，不得不说这是异常悲哀的，也与制度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当然还是有像海瑞这样的清流不站队，一心为公，但这样的人往往被视为异类，在明朝官场过得异常艰难。而问题在于，又无人可以改变这种局面，只能任由其发展。
可以说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明朝的言官制度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是历朝历代能够青史留名的言官却数明朝最多。在明朝的官僚体系中，言官群体的存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虽然后来有所偏转，但是仍然不能否认它曾做出的贡献。
参考资料：《明史简述》吴晗
《明朝大悲咒》熊召政
《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杜车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