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遗产日的主场城市活动设在甘肃兰州。
文物是文化遗产中最直观、最可靠的历史遗存。值此遗产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年从海外回归的文物们。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流落在海外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迄今起码有164万件。
注意，这还是馆藏文物。中国文物学会据此提出另一组数字，认为从中国流出的文物总数达1000万件，是馆藏数的6倍。
这其中绝大多数文物回归无望。
但我们也不能一味觉得文物的流失都是源于侵略，也有很多是被自己人主动卖掉的，比如清宫就曾经搞过拍卖会筹措资金，还有一些被抵押给银行最终无法赎回等。
末代皇帝溥仪当时被赶出紫禁城时，带走了大量珍宝。当时他以赏赐名义交给弟弟浦杰带出宫的就有1000多件，其中就包括《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步辇图》、《洛神赋图》等今天所知的几乎所有中国最重要的古代画作。
这些文物跟随溥仪从北京到天津，再到长春伪满洲国皇宫。溥仪在长春专门修建了著名的“小白楼”用以存放这些珍宝。1945年8月10日，崩溃前夕的伪满政权从长春“迁都”到通化，溥仪匆匆带着十几箱珍宝离开。小白楼内其他未被带走的宝物遭遇哄抢，不少文物被毁，其余的流入市场，被称为“东北货”。
新中国成立后，号称文物宝库的故宫在筹备展览时发现竟然没有拿得出手的古代文物陈列。
1952年5月29日，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写信给上海文管委副主任徐森玉先生的信中说道：
“（故宫）雕刻全无，绘画极差。稍足以支持局面的，还是向张伯驹等借来展览的几幅画。所谓珐琅、玉石、葫芦等，均是小品，决不能成为专馆。如欲使其成为首都的最大博物院，也是全国最大的博物院，则必须将陈列品大加扩充，广事搜集，且将陈列方法，彻底的加以改革。”
1956年10月20日郑振铎致徐森玉函
文物回购之始：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
从1951年，一场持续了将近十年的香港文物回购行动开始拉开序幕，契机是两幅东晋的字帖。
乾隆的书房名为三希堂，据说三希就是乾隆专门为供奉三幅晋代书法作品而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现藏台北故宫），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
在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前，三希中的二希《伯远帖》和“中秋帖”便被卖到了民间。大约1937年，古陶瓷学家郭葆昌买到了《中秋帖》和《伯远帖》，并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捐给故宫。但在郭葆昌去世之后，1946年，他的儿子郭昭俊却把二希送给了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
第二年，在收藏大家张伯驹揭露郭昭俊贿赂政府大员的文章发表后，宋子文迫于压力把二希退回给郭昭俊。后郭昭俊辗转台湾，希望台湾国民政府能够收购，但被拒绝。最终郭昭俊去到香港把二希抵押给汇丰银行。
东晋王珣 -《伯远帖》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951年下半年，汇丰银行的某个人在闲聊中把二希即将押绝的消息告诉了南洋商业银行的庄世平，引起了庄世平的重视。1951年10月初郑振铎前往印度在香港等待时，庄世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郑振铎。
10月2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回购国宝的申请经过郭沫若被提交给周总理，经过再三慎重考虑，总理批准了50万港币出手回购二希。并且当时因为公家不方面直接出面，动用了一切手段使得资金在短期之内到位。
1951年11月25日，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完成交接，29日启程回京。抵押款为458376.62港元，原物主郭昭俊3万港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是共和国首次从境外收购珍贵文物，同时，更加大规模的香港文物回购行动也已经拉开了序幕。
王献之 - 《中秋帖》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顾闳中（传） - 《韩熙载夜宴图》
收购行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收购计划和目标，买什么，怎么买，多少钱等都不明朗，因为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此时，传来了张大千为了移民南美，要出手藏品的消息。
左：毕加索，中：张大千,右：徐雯波 （资料图）
张大千应该是近现代画家第一人。徐悲鸿盛赞张大千的艺术才华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也”,后来就被传为了“五百年来一大千”，当时又有“北溥南张”之称。
1945年，就在溥仪跑路，小白楼被抢的当年，张大千在北京看上一座前清王爷的王府，要价500两黄金。就在此时，张大千听说大古玩商马霁川收购了《韩熙载夜宴图》，遂放弃了购买王府的计划，转而把《韩熙载夜宴图》收入囊中。
《韩熙载夜宴图》据传为五代画家顾闳中所作，以连环画的形式分五段记录了韩熙载一夜宴会的场景，宽28.7厘米，长335.5厘米，尺寸巨大，人物生动形象。但这件应该为南宋画家的摹本，原件可能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张大千对此图的喜爱不仅仅在于舍得花钱，他专门制作了一枚钤印盖于其上，内容为“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可谓狠狠表了一把衷心。
张大千钤印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1951-52年间，张大千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与日后秘密收购小组的核心徐伯郊（前面所提徐森玉之子）相识并逐渐来往密切。1952年张大千决定迁居南美。此时徐伯郊向张大千转达了郑振铎提出收购《韩熙载夜宴图》的想法。
最终《韩熙载夜宴图》，南唐董源《潇湘图》作价2万美金出售给北京。很多资料说张大千此为是半卖半送，是爱国义举。这是不是事实不好说——之前他在台湾时曾想把二画卖给台北故宫，但当时台湾要的是军费不是古画，拒绝了张大千。后他又将两幅画抵押给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以解燃眉之急，赎回后又再次抵押给香港画商陈仁涛，有一种说法认为最终是陈仁涛将二画让给了北京。
另一种说法认为当时张大千准备将两幅画卖给美国，正值抗美援朝，美方给的价格并不好。此时另一位好友，著名的书画鉴赏家也是张大千在海外书画的经纪人朱省斋立劝并代为押款（很可能正是陈仁涛处赎回），最终《韩熙载夜宴图》与《潇湘图》以237100港币回归国内。
南唐顾闳中（传） - 《韩熙载夜宴图》
北京方面其实一直希望通过张大千收购更多古画，但张大千作为“十项全能”的画家，其作伪能力也无人能比。他卖给大陆的画也是鱼龙混杂，所以双方后来的合作也就断了。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次惊心动魄的回购，但真正意义上的收购小组，要等到1953年4月才成立。这些收购主要以溥仪“东北货”中的书画为主，整个收购行动一直持续到1958年。
从1951年二希回购开始，陆续还有马远《踏歌图》、黄庭坚《张大同手卷》、李唐《采薇图》、吴镇《渔父图》，韩滉《五牛图》，还有有些余绪一直持续到60年代。
1958年盛懋《秋江待渡图》入藏故宫博物院，1960年《资治通鉴》手稿、另外有1954年的陈仁涛（就是张大千抵押韩熙载夜宴图的那个人）古币和1958，1965年荀斋藏书两项专项收购。
唐 韩滉 - 《五牛图》 存世最早的纸本绘画
《五牛图》是存世最早的纸本绘画，被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评为“神奇磊落，稀世名笔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五牛图》被掠走、变卖，从此销声匿迹。
关于五牛图，目前能找到的大部分故事包括一些地方台纪录片的说法都不可全信，一般说法是1950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才得以收购成功。如果如此，那国家的文物收购就应该始于五牛图而不是二希。
2019年底，一批1952年至1958年间的信札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包括郑振铎等文物局官员与徐伯郊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166页，其中有1952年郑振铎写给徐伯郊的一个清单，《五牛图》在必购榜上排名第一。
1956年2月，徐伯郊报告进展：《五牛图》为吴蘅孙所藏，前几年谈过多次，皆因索价过高，未得要领。现吴环境转变，已有售出之意。而何斯泰亦有意购买，已出价十八万元，吴未卖，大约二十万左右或可以谈。
此后一个月，连续四封信都提及《五牛图》，但1957年之后二人书信就再没提过《五牛图》，收购工作很可能在1956年完成。
至于收购过程是否如此曲折，我觉得倒也可能，毕竟凤凰卫视还采访了当事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黄作财，负责收购的是他的哥哥，香港新华社的负责人黄作梅，人家也没明确说发生在1950年。
老一辈革命工作者的操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那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时间了。
毕竟当事人的回忆比不上当时的文字书信。《五牛图》的回归在1956年或以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唐 韩滉 - 《五牛图》
50年代的这些收购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文物厚度，今天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国家博物馆的钱币馆中最重要的藏品，几乎全部来此这次收购。
那十年是百废待兴的十年，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建设，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却仍然愿意拨出巨款进行文物保护工作。
郭昭俊和张大千都曾想把古画出售给台北故宫而被拒绝，我们十分庆幸当年党和国家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清醒认识以及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积极奔走，才能使得今天我们不用在国外的博物馆看见这些文化瑰宝。
希望大家下次去故宫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哪怕看不懂，心中也能多几分崇敬。
下一期我们介绍下近些年回归的其他国宝。
撰文、编辑 | 那个老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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