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发展，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之林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诸多朋友仍不忘称呼其为“文明古国”，这点在史学家、考古专家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说起“考古”这一行当也越来越兴盛，在诸如鉴宝节目的推广下，如今更是深入寻常百姓家。虽然考古是一项极为严谨的学科，但直到如今仍有诸多历史谜团难以解开；这里暂且举一例子，早在1983年的四川石门县，考古专家发现了15件形态相似，但大小不一的青铜器，虽然专家最终证明了这是什么东西，可直到如今也难以解开其正确用法。
说到这儿对考古熟悉朋友很快就能联想到历史上著名的“古蜀国”；事实也的确如此，1983年发现的这座古墓确实属于春秋时期的“古蜀”，但发现的15件青铜器却着实把专家给难住了。这些青铜器外形大致相同，均为上宽下窄的“坛状”，而且在顶端还有一个老虎造型的铜钮；尤为惹人注意的是器身上还有两个“王”形篆字，两字中间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符号”，之所以称之为“符号”，是因为其既不是字，也并非古代图腾标志。
公正的说，这15件青铜器虽然数量不少，但在场的专家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说它们是坛子吧，底部又有开口，而且器身上密密麻麻都是圆孔，明显不能盛装粮食或者液体。此时就有专家认为，根据其“王”字铭文和神秘符号，这应该是古蜀国祭祀中的重要礼器；但非议之声骤起，即便古代祭祀礼器也多为实用性器皿，诸如后母戊鼎，其用途为盛装肉汤或现场烹煮，牛虎铜案用途为摆放肉类祭品等。但这种满身圆孔的器皿明显不能盛装东西，说它是“重要礼器”的理由似乎并不充分；类似的争论就这样持续了数年之久，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也翻阅了数年的各类史书，直到1990年才终于搞清楚了这15件青铜器究竟是什么。
古有“四金”即：錞于、镯、铙、铎，在1983年发现的15件青铜器，正是“四金”之首——錞于；所谓“錞于”，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军中乐器，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在春秋时期，盛行于汉代，但这并非绝对时间点。因为早在《周礼》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又乐有錞于者，近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如果以这段史料为根据的话，“錞于”诞生的时代要远远久与春秋时代，甚至在殷商之前就已诞生；说到这儿或许有朋友要问了，怎么证明它们是“军中乐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另一座古墓说起，即为西汉时期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这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贮贝器”，器身上刻有一幅画，内容大致为古滇人祭祀场面，其中有两人合抬一木，下悬一“錞于”、一铜鼓、铜鼓侧悬，“錞于”则正吊于横木之上，旁有一人执棰击之，也正是这幅画内出现的“錞于”，专家才最终确定了它们的名字。与此同时，专家还在古墓中找到了相关介绍，说其击打时“声若洪钟，可传百里”为古蜀军中指挥进退的重要工具，同时它也是激发古蜀士兵“天性劲勇”的一件神器；唐代《蛮书》中记载，古蜀人是“白虎之后”，这就能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虎形钮”和“王”字铭文了。
随着考古行业的蓬勃发展，1983年之后考古专家在湘、鄂、川、黔、滇、陕、皖、赣、粤、桂、鲁等十一个省、区又陆续发现了形态各异的“錞于”，这种青铜器的价值也没有最初时那么珍贵了；说到这儿似乎所有谜团都能得以解释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专家说錞于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编钟”，地位也远比“编钟”高，但其即为乐器，如何“演奏”就成了今天的最大谜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算得上国内顶级音乐学府了，但研究所内仅收藏了一件战国时期的“虎钮錞于”，却至今都不能再现这种古老军乐的声音；在古籍《南史》、《北史》中记载“以水于錞于之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声如雷”或“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虽然有这样的演奏记载，但目前专家们却仍未能成功复制。
1983年发现的15件“錞于”使得四川石门县名声大震，虽然石门县对此颇感骄傲，但也难免遗憾；为了重现这种“千古绝音”，石门人联合国内各方专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研究，终于在2010年9月复制出了一套31件“錞于”，并声称破解了“錞于演奏”的千古之谜。此后又公开展示了这种“千古绝音”，如果按某些描述，其为“苍茫洪亮，颇有古朴厚重的神秘之感”；但这项“千古绝音”却并未得到大多数专家的承认，理由也很简单，再现的錞于之声虽然音量大，但并非“苍茫厚重”,而且是在其他古乐配合之下演奏的。
公正地说，如果没有其他古乐配合，再现的錞于之声甚至可以用“刺耳”来形容；再对比当年重现的“编钟演奏”，两者可以说天差地别，也正是这样的结果，直到如今专家仍不肯承认，当然，这种军乐也依然是今天的“千古绝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