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 新时期更应注重古典文献学的保卫、弘扬与超越

如上种种原因制约了古典文献学的发展。而有需求的用人单位却时常感到招人困难。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亟需大批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却感到无人可用。人才供需失衡的背后，凸显了古典文献学的尴尬。诚如全国政协委员刘宁所指，“当前古籍人才队伍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古籍相关学科布局不合理，直接影响古籍工作成果的合理评价”。换言之，古典文献学面临学科危机。

保卫古典文献学，是推进新时期古籍工作的基础工作，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性工程，需要学界高度重视。原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在《我的老师魏建功先生》一文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魏建功先生是在1960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的古典文献专业迎新会上……他说古典文献专业是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建立的，从1959年开办，今年是第二届，白手起家，有如‘大庆’，创业艰辛；‘大庆’出的是石油，是工业中的基础，我们古典文献专业出的是人才，是社会科学中的重工业，也是基础。”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没有古典文献学的基础训练，人文社科的许多成果有沦为空中楼阁的风险。

提升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地位，是保卫古典文献学的重要一步。刘宁委员建议将古典文献学设为一级学科，可将“古籍整理研究、古籍保护修复、古籍编辑出版、古籍数字化、古籍普及传播等各环节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统合起来，进行古籍人才的全过程综合培养”，还可将分散在中文、历史、情报学等学科的文献学分支学科整合起来，便于学科资源统筹。

在提升学科地位的同时，保卫古典文献学还要注意将相关举措落到人才培养的实处。全国许多院校并没有古典文献学教研室，没有相应的学科培养计划，核心课程也将其排除在外。破解这一难题，关键要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中将古典文献学摆到重要位置，将相关规划全面落到专业建设的实处。

形成有利于弘扬古典文献学的社会氛围

古典文献学的遇冷在社会上不被大众熟知，根源在于古典文献学的建设与发展过去多局限在本专业，在学界和社会上未能有效弘扬。人们不理解古典文献学是什么，研究什么，能创造什么价值。对这些问题，专业人士不但不该回避，还应主动站出来，阐释学科内涵，诠释学科价值。让广大群众对古典文献学形成良好的印象，从而为古典文献学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

古典文献学学者有必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这门学科。以目录、版本、校勘、典藏等为核心研究范畴的古典文献学，是探究古代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途径。以目录学为例，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中第一要义”。张之洞曾在《輶轩语》中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这类学科内部的常识，大众并不熟悉。这就要求广大古典文献学学者和媒体大力宣传，例如，类似《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节目，可在宣传时适当强调古典文献学的支撑作用，俾一般大众对古典文献学有初步了解，不至于将其视作冷门绝学，漠然待之。

弘扬古典文献学，还应跨学科通力合作。毕竟，古典文献学是基础且具有连接性的学科，考古、历史、思想、哲学、农业、医学、天文、历法、饮食等领域均可参与其中。近年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各类国家级项目大多包括文献整理，这正表明古典文献学仿佛一张大网，勾连诸多学科。因此，古典文献学的弘扬并非小专业的分内事，而是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水准的基础工程，应当多学科携手合作，共同迈进。

弘扬古典文献学，在观念传播、知识普及之外，还要注意切实扩大学科影响，把古典文献学所涵养的人才培育好，妥善安排好。古典文献学需要大量的实践学习，图书馆、博物馆应充分对专业人员开放古籍借阅，出版社要对专业人员提供充足的实习岗位，以充分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至于古典文献学的就业问题，学生和社会有识之士十分关心。实际上，市场和业界对古典文献学毕业生多有需求，只是以前对接不够顺畅，培养机制未能及时因应社会需求。为培育好古典文献学人才，用好人才，应该在高校和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等单位之间建立人才的“订单式”培养模式。通过定向引导，专业过硬、社会所需的古典文献学人才能够顺利在合适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就业有保障，职业有尊严，古典文献学就越能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就会不断攀升。

古典文献学的弘扬，最终应落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历史使命上。在构建中国特色古典学派中，古典文献学也要塑造自身的风格气派，与西方文献学深度比较，凝练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历史风貌，凸显其对人类文明研究的重要作用。在新时期重要的文化工程（如国家版本馆）的建设中，古典文献学学人应当勇于发声，甘愿奉献，为筑牢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献保障体系贡献专业力量。

超越古典文献学：注入新时代的气息

当下的古典文献学，外涵与内延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与时俱进的古典文献学正散发新时代的新气息，展示不断更新迭代的新气象。以古典文献学的核心之一——“版本”为例，这一概念原指雕版印刷的书籍，后指一部书在编刊、传播过程中产生不同形态的本子。而如今国家版本馆所收各类版本，包括“古籍原件、原大仿真影印本、精品出版物、非遗作品、摄影作品、书法作品、碑刻拓片、手稿手迹、邮票邮资封等实物版本及各类文献数据库等数字版本”。这表明，如今的“版本”已经涵盖几乎所有形式的文本。如此一来，新时期古典文献学所涉的“版本”，概念需要更新，研究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至于学科的研究方法，新时期的古典文献学在广泛吸收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之余，已经形成中国文献文化史的新领域，不断培育出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古典文献学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也早已超出了卡片式治学的路数，而在数据库、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加持下，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古典文献学学者引领的数字人文、文本挖掘等新方法，已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古典文献学的“冷板凳”形象已大为改观，而与AI、数字化等新技术结合呈现出新的学科面孔，只是一般公众尚了解不足。

在保卫与弘扬的同时，古典文献学正迎来新时期的超越之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典文献学这一真精神可以打通日益僵化的学科壁垒，夯实学科基础，提供治学法门，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续传承提供有效保障。古典文献学的超越，是古典文献学内涵与魅力的扩充，是学科融通与文化复兴的一种方法和路径，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献资源库与中华文明基因库在新时期不断开拓的基础。我们热望社会各界在保卫与弘扬古典文献学的同时，积极将古典文献学与新时代、新技术、新理念紧密结合，实现古典文献学的跨越式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古典式的、文献学式的支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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