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年满二十岁的燕王朱棣正式就藩；洪武十五年，马皇后薨逝，僧道衍（姚广孝）进入燕王府；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薨逝；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建文四年，燕王朱棣“靖难”功成，改年号永乐。
罗列大明历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在马皇后薨逝，太子朱标还活着的时候，燕王朱棣就已经有了夺位之心，所以“朱标不死朱棣不反”之说，并不符合史实——如果朱棣是个省油的灯，不管大哥是否在世，他都不会起兵“靖难”；如果朱棣天生反骨，就是朱元璋还活着，逼急了他也敢造反。
朱棣“靖难”的关键人物之一，自然是“黑衣宰相”姚广孝，我们从《明史》关于姚广孝的记载中，就能发现朱棣的反谋，在洪武十五年就可是酝酿了，而太子朱标是十年后才薨逝的：“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朱棣跟姚广孝天天密谈，两人一拍即合，背着人说的，当然不是怎么为父亲和大哥镇守北大门，而是怎么给燕王一顶“白帽子”——姚广孝的志向不是辅佐藩王，而是要做从龙之臣，为自己的主公夺得九五之尊：“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刘秉忠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得力助手，帮助忽必烈夺得帝位后受封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常山王。姚广孝因貌似刘秉忠而大喜，可见他也是有志要在明朝翻天换皇帝。
姚广孝有样学样，也真成了朱棣永乐朝的重臣：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除了没有封王，他基本可以称作“二号刘秉忠”。
有姚广孝这个“二号刘秉忠”天天撺掇，朱棣想不反都难，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会发现朱棣也有问题：如果他不想取代大哥朱标，为什么不把姚广孝送到京城，交由父兄处置？
朱棣和姚广孝密谋了十年，熬死了大哥朱标，又熬了六年，连父亲朱元璋也熬死了，这时候的朱棣，已经可以肆无忌惮了，这全怪朱元璋在选儿媳妇时乱点鸳鸯谱铸成大错：明军头号大帅徐达虽然已经辞世，但是他在军中的影响犹在，而徐达正是朱棣的老丈人！
我们细看朱棣“靖难之役”全过程就会发现，跟朱棣作战的京营主力，基本都是出工不出力，即使没有建文皇帝朱允炆“勿伤我叔”的旨意，朝中军将也不会对着朱标下死手——三国时期张飞在当阳长坂据水断桥喝退曹军，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桥上那个黑大汉是夏侯渊亲侄女婿，跟曹操也算亲戚，而朱棣作为大帅徐达的女婿，一般的兵将，怎么肯朝他放枪射箭？
徐达在军中的威望，读者诸君当然十分清楚：“中山（徐达被朱元璋追封为中山王）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达言简虑精，善拊循，与下同甘苦，士无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严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百数，闾井宴然，民不苦兵。”
在军中和民间，徐达都广有人脉，要是只比老丈人，朱棣的后台比大哥朱标还硬：明军一二号人物是徐达、常遇春，徐达的女儿嫁给了朱棣，常遇春的女儿嫁给了朱标。
也不知道朱元璋是咋想的：长幼有序，原本应该是朱标娶徐达的女儿，朱棣娶常遇春的女儿，这样才“门当户对”。
常遇春死得比较早，二代常茂又比较暴躁，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失势，即使常遇春还活着，人缘也远不及徐达。《明史》对常遇春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开平天不假年，子孙亦复衰替。贵匹勋齐，而食报或爽，其故何也？太祖（朱元璋）尝语诸将曰：‘为将不妄杀人，岂惟国家之利，尔子孙实受其福。’信哉，可为为将帅者鉴矣。”
常遇春是朱允炆的姥爷，但却不是亲姥爷。朱标先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妃，常妃在洪武十一年就已经病逝，她跟朱标有两个亲儿子朱雄英、朱允熥，朱允炆、朱允熞、朱允熙都是继妃吕氏所生，常遇春的旧将看见朱允炆，不但不会感到亲近，反而会有些悲凉失落——这很好理解：如果刘备废刘禅而立刘永、刘理，关羽张飞未必会舒服，赵云肯定会强烈反对。
常遇春和常妃先后辞世，朱标一脉跟军方联系的纽带基本断绝，继妃吕氏的父亲是太常寺卿吕本，朱允炆的正妻是光禄少卿马全之女，两个“老丈人”在军中没有半点影响。
这时候我们就看出朱元璋似乎犯了一个错误：朱标的常妃于洪武十一年辞世，继妃就应该从徐达另外三个女儿中选一个——长女徐仪华（也有史料说叫徐妙云）已于洪武九年被册立为燕王妃。
朱元璋在给儿子选媳妇的时候，没有先给朱标从许徐家求娶，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老大续弦，又找了个曾在远朝为官的吕家之女，这就更不靠谱了。
如果朱标的太子妃是徐达长女，并且生下了皇太孙，即使朱棣想造反，那些曾在徐达麾下效力的中下级军官成长起来，也会跟他死磕。
朱元璋精明一世糊涂一时，在给儿子选伴僧、挑媳妇这两件事上，都犯了大错，留下了隐患：明知道老四朱标很能打，又往他身边派了一头“病虎”，明知道军队很重要，却让太子一脉跟军方渐行渐远。
朱标以仁厚著称，但是天家无亲，有时候太过仁厚，也会助长觊觎者的野心，朱元璋可能没发现在大明王朝初期，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太子身体不大好。
朱家“太子多病”，往往会成为藩王造反的诱因，就连靠靖难起家的朱棣，也曾被朱高炽的胖病困扰，朱高煦之所以一直虎视眈眈，还不是看着大哥太肥了？
细捋洪武年间大事时间线，我们就能发现很多问题：在皇权面前，父子情，兄弟情都会很脆弱，而老朱对儿子们则是极尽呵护和信任，除了太子，几乎所有的就藩儿子都手握重兵，这也为骨肉相残埋下了伏笔。
在朱棣的“靖难之役”中，徐达的大儿子徐辉祖是站在建文帝朱允炆一边的，但是朱允炆却不不信任徐辉祖：“命帅师援山东，败燕兵于齐眉山。燕人大惧。俄被诏还，诸将势孤，遂相次败绩。”
徐达的四儿子徐增寿，则成了朱棣安插在南京城的坐探：“建文帝疑燕王反，尝以问增寿。增寿顿首曰：‘燕王先帝同气，富贵已极，何故反！’及燕师起，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
靖难之役，老朱挑错儿媳妇的弊端才真正显现，这也给读者诸君出了个难题：如果朱标没有英年早逝，而是顺利继位称帝，他的四弟燕王朱棣已经谋划了十五六年，肯乖乖地做一个藩王吗？如果朱棣悍然起兵向大哥发难，最后能有几成胜算？
在笔者看来，朱标当皇帝就不需要削藩，即使削藩，也不用大动干戈，在京城多盖几座王府，把弟弟们接回来喝酒就行了——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有姚广孝出谋划策，朱棣还怕找不到“靖难”的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