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决战之后》中，功德林战犯管理发生过“三大战”：土木系黄维邱行湘对军统特务徐远举的“食堂大战”，王耀武杜聿明指挥覃道善邱行湘堵截、沈醉完成最后一击的“围剿刘峙”，黄埔六将军“歼灭”三倭寇取得“小煤山大捷”。
这“三大战”最可圈可点的当然是“小煤山之战”，黄埔将军重燃战火，终于报了一箭之仇，表现出色的“四大高手”都是我们熟悉的抗战名将，这四人都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而那位阻止“友军增援”的中将参谋长则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战犯何时特赦，当然跟“小煤山之战”毫无关系，第一批特赦人员都是表现积极且已改造期满十年，而且基本都在真正的抗日战争中立有大功，比如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都是战功赫赫的抗日名将。
功德林三大战中的“围剿刘峙”，其实就是改善伙食杀猪，之所以将“此战”与刘峙扯上关系，是因为刘峙在蒋军内部就有“猪将”之称，而且“峙”与“彘”同音，“彘”就是猪的意思。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原本就叫“刘彘”，后来有望立为太子才改了。
刘峙在抗战中的表现还算不错，后来年事渐高表现颟顸，尤其是在淮海战场争功诿过甚至虚报战功，杜聿明、文强、黄维、覃道善、杨伯涛等淮海被俘将领对他都颇有微词，将杀猪说成“围剿刘峙”，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伯涛在功德林学习小组讨论时还愤愤不平：“刘峙这个大胖猪是有名的“长腿将军”，未败先跑，一向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在此存亡之生死关头，用这种蠢猪来指挥这样大的决战，是自取灭亡！（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这场“围剿刘峙”的大战胜利后，战犯们又分成两派展开了一场争论，那争论类似豆腐脑该甜还是咸：“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红烧肉，因为这是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两道菜。而北方同学却主张，还和去年一样美美地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这也是北方人过年的习惯。争论的结果，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土木系大战军统”和“围剿刘峙”都属于“内战”，包括怎么“吃刘峙”，都没有真打起来，而“中日小煤山之战”，双方却都拼尽了全力，结果让杜聿明叫了一声好：中国功夫打赢了武士道。
杜聿明在远征军赴缅作战时为第五军军长，麾下三个师长分别是郑洞国、戴安澜、邱清泉，与日军打出了血海深仇，野人山艰险行军，无数袍泽没能走出来。
如果杜聿明当时在小煤山，肯定也会挥起铁锹参战——不管什么时候，有些仇恨都是不可化解的。
杜聿明用一个“好”字评价小煤山之战，还用两个字评价了“食堂大战”：“现丑。”
杜聿明之所以气得摔碗骂“献丑”，是因为在土木系和军统帮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土木系的覃道善守和桂系的张淦（罗盘将军，在《决战之后》中以本名出现，在《特赦1959》中化名蔡守元）还在争抢饭菜，王耀武拦都拦不住。
功德林里的黄埔系（土木系也属于黄埔系，骨干出身于CC的十八军十一师）瞧不起特务，特务也看黄埔系不顺眼，大战打不起来，小打小闹不断，基本是先动口后动手，急眼了也会扇耳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处长董益三根原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打的那一架就很激烈：“那位组长（董益三是学习小组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梁培璜）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的将军级战犯打架，基本都能从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
战犯打架是家常便饭，能让他们真正骄傲很长时间的，还是那场小煤山之战，中方参战人员为黄埔一期的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黄埔四期的第十军军长覃道善，黄埔五期的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青年军第二〇六师（相当于一个军）师长邱行湘，黄埔七期（武汉分校）的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在这六位黄埔将军中，宋希濂年纪较小但资历最老、军职最高、战斗力也最强，不管是周养浩徐远举还是沈醉文强，军统的将军级特务们都让他三分——打肯未必打得过，而且宋希濂跟外面很多人都关系密切，特务们也惹不起。
在小煤山之战中，刘镇湘以一敌三被按倒，覃道善心宽体胖战斗力不强，此战获胜的功臣，还是紧急驰援的宋希濂、郑庭笈、邱行湘、杨伯涛，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作“小煤山之战黄埔四大高手”：宋希濂痛扁日本陆军司令部高级军官，杨伯涛和邱行湘围攻经济特务，郑庭笈单挑日军北平宪兵司令上村。
四大高手是真敢下手，铁锹扁担齐上，把倭寇按在地上摩擦，打得满脸是血还不肯罢手。
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除了上村之外，没有写明那三人姓名，但是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披露：“邱行湘暗想若是在监狱里‘坚持抗战’的话，他是乐意‘分进合击’的。”
郑庭笈是海南“文昌三郑”之一，也是军统最后一任局长、保密局第一任局长郑介民的堂弟，杨伯涛和邱行湘都是抗战中的少壮派悍将，宋希濂那就更不用说了，他身手在将军级战犯中也是排得上号的——周养浩用板凳偷袭沈醉，宋希濂伸臂挡住，顺手夺过板凳，周养浩和帮手徐远举都没敢再动。
绝大多数黄埔将军都愿意在与日本战犯的小煤山之战中一显身手，但是却被军统出身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阻止了。
文强在《决战之后》以本名出现，在《特赦1959》中他叫“刘安国”。文强阻止其他黄埔将军增援，据说是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我军”已经在人数（六比三）和装备（铁锹扁担对网球拍）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再增援就有点以多欺少胜之不武了；其二，在功德林打架，闹不好要写检查，没必要太多人掺和进去。
不管怎么说，文强的阻拦，让当时很多人不高兴：“果然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文参座隔岸观火的习惯还没改！”
当时参战者可能是误解了文强：文强在军统期间，可是跟日本特务进行过生死搏杀的，他曾经狭路相逢一个日谍少将，只用一招就夺下敌人手枪并将其制服。
熟悉那段历史文强履历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文强可不是个怕事的主儿，他在外面的关系，比宋希濂还不好说，他就是真把日本战犯捶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管文强为什么阻止其他将军“增援”，小煤山之战的结果都大快人心，读者诸君也能从这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大捷”中发现到那些黄埔蒋军，尤其是“四大高手”强悍战力的源泉：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些仇恨，是不可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