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领导的南方局在川军将领中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不少川军将领及仁人志士接受了我党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主张。成为推动川军主动请缨出川抗日、英勇杀敌的积极因素。比如，在我党张曙时、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帮助下，刘湘适时接受了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与共产党靠拢，并主动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比如在1937年8月7日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他发言提出：“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先攘外才能安内。抗战，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提供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并指出，抗日是当前形势下救亡图存凝聚民族人心的核心要义，可谓对国民党蒋介石此前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等打内战的一贯主张进行了颠覆性地解释。他把抗日攘外放在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首要位置，表现了他所代表的四川民众愿意为抗日救国尽职尽责、出钱出力的真实愿望与主张。这与他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一、川陕苏区革命精神和红军气魄也是影响川军各部认识军人历史责任与使命的因素之一
在四川正当“二刘”为争夺领导权混战正酣之际，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陕南推进川北，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和巴中等地区，建立了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英勇无畏的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人民在粉碎了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之后，又在1934年9月打破了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以革命实际行动，一方面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宣传了我党的革命主张，彰显了红军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对长期疲惫于内战、屡败于红军的川军将领来说，红军的这些革命主张和英勇精神，无疑对启发他们如何正确看待和践行军人有关民族、国家职责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品格，一直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与血液里的最优秀的民族基因与精神传统。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以身许国、英勇奋斗，不仅彻底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还不断弘扬、升华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的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可以说，四川人民舍小家为大家，为国效力不顾个人安危、不惜牺牲自身利益的精神品质，正是中华民族敢于为国捐躯、为国效力等精神传统在抗日特定环境下真实而生动的再延续、再发展和历史觉醒。
八年抗战中，他们转战于山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区，直接参与了淞沪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28个，成为中华民族抗日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广大的川军发扬四川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不畏强暴，勇于为国捐躯的奉献精神和忠勇精神，与日寇殊死搏斗，义无反顾、以身许国，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何应钦在《抗战时期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统计：8年间四川共征壮丁258万人，仅阵亡者就有26.3万余人，约为全国阵亡人数的20%，负伤者35.6万人，失踪者2.6万人。除总司令刘湘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外，尚有将官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璋和饶国华等4人，王润波等校官9人，尉官古应康等34人阵亡。
二、川军将士恪尽职守，坚持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坚强的民族意志，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川军乃至整个西南各省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烈士将军，而没有一个投降将军，也没有出现伪军”，这是何等的英烈与难能可贵！八年抗战中，四川军民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欺、不可辱，中华儿女誓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战斗到底的坚强意志与精神气节。
此外，还有专门由老年人组织的“白发赴难团”、僧侣救国会、基督教青年乡村服务团等等。四川各阶层、各行业纷纷成立抗日救亡社团，参与抗日宣传组织活动，他们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深入到街道、工厂、学校、农村，或宣传抗日救国、保家卫国的道理，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奴役中华儿女的罪恶，或创办刊物进行抗日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宣传，或组织开展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检举仇（日）货委员会等组织，多层次、多线索地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实践中，形成全民一致抗日的精神堡垒与重要力量。抗日救亡组织、团队的不断涌现，显示了四川人民抗日救国热情的空前高涨，“这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后，在群众救亡运动中出现的新气象”。
在形势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川军将士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牺牲精神，以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与日军殊死搏斗，依靠步枪与刺刀，凭借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屡进屡退，坚持鏖战七天七夜，阻挡了日本现代化精锐部队的疯狂进攻。全师在战斗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团长解固基阵亡，营长伤亡11名，下级军官及士兵伤亡达70%，旅长朱载堂仅以身免。这次战斗川军不仅完成了上级交派的战斗任务，而且展示了中国军人英勇顽强，誓与顽敌血战到底的不屈意志。
第20军杨森部是川军中最穷的部队。在增援上海的急行军中，白天走100多华里山路，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穿。但官兵们认为，此次出征是“为了抗战，杀日本鬼子”，打的是保家卫国的“国仗”而非争夺地盘、互相残杀的内战。全军官兵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在收复陈家行战斗中，军长杨森亲临火线督战，指挥部队成批向前冲锋，与敌人展开肉搏争夺战。前赴后继，抱定“为了民族生存，国家独立，牺牲也应当”的坚强信念，与敌人苦战13昼夜，坚守住了阵地。士兵死伤十分之七，下级军官牺牲殆尽，但始终抱着“继续前进”“更张后续”的信念坚持战斗。802团千余官兵与日军白刃相接，反复冲杀，英勇杀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
在此次战斗中，20军共计伤亡团长20多名，连长200多名，士兵7000余人，为打破日军迅速攻占上海的企图做出了重要牺牲，展示了川人保家卫国，抗战到底的血性与忠勇形象。
徐州会战，122师师长王铭章临危受命，“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腐败的武装，担当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的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已不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作为军人，王铭章认为为国牺牲乃其军人天职，为了完成任务虽消亡殆尽，不剩一兵一卒，也无怨无悔。如果不这样，“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20年川军内战之罪愆了”！以军人为国牺牲为最高使命，抱定以死报国的决心参战，真实再现了川军为国捐躯的忠勇与精神。同时，这也有为打赢“国仗”，雪洗20年来打内战的罪恶的自觉要求。
1938年3月16日拂晓，日军1万余人向守卫界河第45军驻守的主阵地发动全线进攻，并配备10余门山炮、10余架飞机向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以掩护其步兵向东关猛攻。川军严翎营官兵将成捆的手榴弹一起投向战壕缺口的日军敢死队，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死伤遍地，迫使其停止攻击。下午5时，日军发动第三次攻击，集中30余门大炮，10余架次飞机轮番助战，攻击滕县东大门。团长张宣武组织手下开展夜战，一边向近在咫尺的日军猛投手榴弹，一边手持大刀冲向敌群，展开白刃血战，将冲锋的日军40余人全部消灭，夺回了东关。17日上午8时，日军调集第10师团精锐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再次向东关发动攻击，川军124师739团团长王麟率两营官兵死守阵地，与日军进行近距离反复肉搏战，团长负伤后仍“督师死力堵塞，毙敌甚多”。727团3连在连长张荃馨带领下，手举大刀向敌人猛砍，将冲入阵地的日军四五十人全部歼灭。全连150人仅40余人生还，张连长等100余人牺牲。
自3月16日至17日，川军困守滕县坚持战斗36小时。师长王铭章、师参谋长邹慕陶等川军将士2000余人牺牲（仅500余人得以生还）。他们奋战孤城，视死如归，决心歼灭强敌，不惜牺牲自我，成功阻击了日军精锐的疯狂进攻，并取得了毙伤日军4000余人的骄人战绩。川军英烈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英勇事迹得到了抗日军民的高度赞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并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的最光荣一页。”充分肯定心系祖国安危，置自我生死于不顾，拼死抗争的战斗精神与民族气节。
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本来远离战场第一线、处于相对安稳区域的川军，却主动请缨到前线抗战，以粗劣的装备对抗现代化装备的、全面武装的民族敌人。战场从南至北，从北至南，哪里有恶战，哪里就有川军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生命和鲜血，无怨无悔地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幻想；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尽释前嫌，团结一致与民族敌人进行最后的搏斗，一点点地消耗并拖住敌人的进攻，用极大的牺牲换来了一个个胜利，并最终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们敢于战斗，勇于为国牺牲，舍小家为大家，以身报国的忠勇精神，建立了卓越不凡的历史功勋。真实地再现了深藏于他们心中深明大义、爱国爱家、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重塑了四川人不屈不挠、忠公体国的巴蜀精神特质，铸就了为国牺牲、英勇无畏的中国军魂，奠定了川军在抗日战争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