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社区建设：城市生态治理的实践场域 | 社会科学报

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绿色社区建设的地方实践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我国绿色社区发展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路径。

推动绿色导向的社区微更新一是基于环保理念的建筑更新。在我国实践过程中，对于绿色环保建筑的实现方式出现了因地制宜、多样化的特征。在新建封闭小区中，基于环保理念的建筑更新通常表现为对绿色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使用，从而降低在房屋建设过程中的耗能。例如，沈阳万科新城小区的房屋建造实现了对传统建材方式的突破，选择了更为环保的新型建筑材料，同时采用新技术，使得房屋的保温效果和实用率大大提高。此外，在老旧社区更新中，绿色建筑更新往往表现为对社区陈旧基础设施的更新，例如，上海颁布的绿色社区建设标准中明确提出增加老旧小区更新、拆除违规建筑、加装电梯、太阳能利用等举措。二是推行社区绿化运动。我国各个城市的绿色社区建设往往以社区绿化为起点。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街袁家社区在绿色社区创建行动中实施了刷黑主干道路、新增园林景观等项目。近年来，社区碳汇林建设也备受关注。在实践中，贵阳市要求各社区绿化树种的选择要以增加碳汇、减少碳排放为原则，在有限的区域内提高乔木的比例，为居民创造绿色宜人的社区居住环境。

基于能力培育的绿色社区治理一是多元参与的绿色社区建设模式。目前，我国各个城市在探索绿色社区建设中的政府、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的合作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天津滨海新区的中新生态城构建了“生态细胞中心—生态社区中心—城市（次）中心”三级社区服务结构。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成为项目开展的重要参与者，社会组织也将承担更多的咨询、建议提供、执行和监督的责任。二是智慧赋能的绿色社区建设。智慧赋能的绿色社区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智慧化手段实现了效率与环保的双重效应。重庆领秀城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构建物联综合管理中心，实现小区物联设施统一管理。其次，智慧治理手段使得绿色社区教育得以更好地开展。上海康桥半岛绿色社区通过智能手机对社区居民定制化推送绿色知识的科普文章，并开展绿色生活理念的教育与绿色社区宣传活动，同时减少了纸质宣传资料的使用，符合绿色生活理念。

培育居民绿色生活方式一是推行社区绿色教育。自绿色社区创建活动于全国普及以来，我国各个城市纷纷开展基于科普宣传与社区绿色共同体塑造的绿色教育活动。首先，近年来，我国各个城市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绿色消费习惯的宣传与绿色环保知识的科普工作，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讲座等多种方式对居民开展系统性宣传和教育。其次，通过创新社区绿色节庆活动，塑造社区共同体意识。贵阳市在传统的社区节庆表演活动中融入绿色环保理念，较好地实现了社区绿色教育目标。二是探索基于家庭的绿色动员模式。首先，以家庭为对象进行宣传教育，从而实现社区绿色教育的家庭化延伸，使得社区教育与家庭教育在绿色理念的宣传科普中实现有益的补充。其次，实现家庭化的社区志愿模式，探索开展家庭亲子活动，挖掘探索代际传递动员模式。例如，武汉市常青花园第三社区开展的“绿色换书客”和“袋袋相传”活动通过亲子活动实现了家庭参与，促使孩子和家长共同学习环保知识，从而起到以点带面、以家庭环保带动绿色社区建设的作用。

绿色社区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绿色社区建设资源落地困境 一是社区治理资源下沉不足。首先，我国绿色社区发展面临着区域不均衡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绿色社区建设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财政的制约，绿色环保基础设施匮乏。其次，绿色社区建设也面临着技术与治理人才下沉不力的问题。二是社区绿色技术准入与应用困境。首先，由于我国绿色社区建设中的废旧塑料分选技术、厨余垃圾处理技术等核心技术主要依靠进口，其引入落地社区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其次，基层治理资源的局限性，造成了绿色核心技术购买引入困境。同时，我国的许多社区，尤其是老旧社区缺乏灵活的再规划空间，造成了绿色设施布局困境。最后，许多绿色社区设施具有临避特性，造成了其社会层面的准入困境。

绿色治理体系运转不畅一是绿色社区管理体系尚未健全。首先，在部门协同上，职能部门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绿色社区建设的多部门协同机制不畅。其次，目前的绿色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边缘化了公民参与等方面的建立议程。最后，纵向上的行政职能部门与社区对接不畅，致使许多政策停留在文件层面。二是绿色治理的多元参与模式有待完善。首先，我国绿色社区建设依旧体现出行政力量主导的特征，市场作用并不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进入渠道不畅，使得绿色社区建设的资源准入机制受限。其次，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其引导、动员与组织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与绿色生活的角色定位有待提升。最后，在绿色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机制不健全，居民绿色自治能力缺乏。

社区绿色文化营造滞后 一是运动式社区绿色教育模式。我国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的绿色宣传教育活动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特点。社区的绿色环保宣传活动呈现行政响应的特征，缺乏自下而上的机制与持续性开展的能力，缺乏常态化社区绿色教育体系。二是社会组织的文化营造作用有限。目前，我国环保性社会组织依旧处于初创阶段，社会组织在绿色社区工作中的作用有限。此外，由于社区治理议程的限定性，绿色社区的教育宣传内容也受到了局限，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社会组织在社区绿色文化营造方面的积极性。

使文化成为绿色社区建设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绿色社区建设体现出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这一模式在建设初期发挥了显著成效。然而，在绿色社区逐步发展、日益成熟阶段，需要探索更多的资源准入方式与多元治理模式，尤其要重视社区绿色文化的培育，使得文化成为绿色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发挥引导与主体性重塑的作用。

健全绿色社区发展顶层设计首先，应在中央层面健全多部门协同机制，使得绿色社区决策与综合管理工作职能清晰、分工明确、沟通顺畅、资源统合。其次，完善中央层面的绿色社区发展政策体系，形成指导性纲要与操作性细则相互补充的政策体系框架，逐步推动地方配套性政策出台。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使得绿色社区建设工作有的放矢、激励有方，从而激发地方实践的积极性。

创新绿色社区建设中的资源准入方式 一是拓宽绿色社区建设资金来源。首先，在中央层面探索设立绿色社区建设专项资金，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经济落后、建设基础较差的地区予以财政支持。其次，地方政府应对绿色社区的建设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除采用财政拨款方式外，还可采用“以奖代补”的模式对有突出表现的社区给予激励性支持。最后，地方政府可通过招商引资获得绿色社区建设资金，从而扩大辖区内绿色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二是推动绿色资源整合与链接。为实现各社区绿色资源的整合与链接，地方政府须为各区、各街道和各社区搭建畅通的沟通平台，创新社区内资源运用和流转的模式、方法，引导各社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在垃圾分类过程中，临近社区可联合起来共同建设垃圾分类中转站，从而降低各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本。

培育社区绿色治理联盟 一是重塑政府在绿色社区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应探索绿色社区建设工作机制，尤其是部门协同机制。其次，探索建立绿色社区工作小组或工作专班，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绿色社区发展规划，并制定考核指标体系，明确绿色社区创建的具体内容。再次，应定期召开绿色社区发展工作会议，了解辖区内绿色社区创建的进展，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最后，应探索多主体共治模式，加强与居委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交流合作，确保社区物业、社区业主委员会科学管理作用的发挥，同时引导社区居民主动、积极开展绿色社区建设活动，确保居民在绿色社区创建中的主体地位。

二是有效激发绿色社区建设中的市场资源。首先，应积极探索不同的资金准入方式，逐步放开市场资金的进入，做到有效利用与有效监管。其次，应加强与绿色能源、绿色技术企业的合作，通过政策倾斜、税收补贴等方式鼓励其进入绿色社区建设领域。最后，也应重视提升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城市吸引力，提高其社区入驻积极性，从而缓解我国绿色社区建设中的技术人才困境。

三是培育绿色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居民自治能力。首先，应培育居民的志愿精神，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绿色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应逐步建立包括志愿服务队、环境监督队、绿色教育宣传队等在内的绿色社区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其次，探索绿色社区建设中的家庭参与模式，可以通过亲子活动动员家庭整体参与，激活其社区参与的热情与活力。最后，应以绿色社区建设为契机，推动居民参与能力的培养工作，不仅应完善居民的议事权利，还应通过开展培训会增强居民民主协商与社区参与的能力。

加强社区绿色文化营造 一是塑造多场域的绿色文化营造模式。采用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绿色教育推动联动模式，有利于多方位地培育社区居民的绿色文化。在此过程中，学校教育为孩子起到环保知识启蒙的作用，社区活动的开展为孩子提供环保实践的平台，家庭则作为学校和社区两者的链接，在其中起到环保动员、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是丰富绿色文化营造的内容与形式。在社区绿色文化营造的过程中，应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与实用性，增强居民参与过程的体验性和趣味性。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绿色教育活动，使居民领悟绿色理念的内涵，增进居民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认同，从而推动社区绿色文化的营造。例如，在社区绿色规划过程中，可开展社区规划师培训、社区美化经验讲解等活动，开拓居民对于宜人绿色社区的建设思路，更好地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5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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