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人案”是北宋末年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其卷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北宋历史上实属罕见。这起激烈的党争加剧了北宋政局的动荡，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元祐党争，是一起纯以政见不同而论争不已的党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有一无二的。其导火索就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
元祐党争中的苏轼
王安石变法由于其中的不足之处很多，所以一开始就受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变法失败后，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全面罢废新法，变法派官员先后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但是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中，却存在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刘挚为首的朔党等派别。他们政见的分歧后来演变为党派之争。
程颐 、司马光和苏轼都主张革新时弊，但革新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不赞同王安石激进的革新方式，但彼此间的政见也是不相同的。
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党认为得贤才、正人心，是实现王治理想的根本。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重法令不重人才，只要符合变法的要求，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启用。这种无论品行的用人方式，招来了程颐的强烈不满 。所以“洛派”本身并不反对革新，只是在用人方面与新党看法不同。
刘挚为首的”朔党“不主张进行大的变革，他们主张对社会进行逐步改良，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也就是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而没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是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
苏轼为代表的“蜀派”，其实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因而最为变化不定。王安石颁布免役法时，苏轼不赞同；司马光上台后恢复差役，苏轼同样不赞同。而这种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也让苏轼吃尽了苦头。
元祐初年，苏轼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元祐元年十一月，程派左司谏朱光庭就学士院考试题攻击苏轼，说苏轼出的题目是“借而喻今，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
元祐四年，监察御史王彭年又攻击苏轼“多以汉、唐人君杀戮臣下，及大臣不奉法令，欲以擅行诛斩小臣等事上进，怀挟私意，妄论政事。”
这些攻击无都是指向苏轼对先皇不忠，抓住苏轼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出苏轼政治上的不可靠。这些人利用强大的舆论轮番进攻，苏轼成为众矢之的，四面受敌。
元祐党争的文化背景
宋初采取的治国方略，主要是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宋太宗曾说过："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
王安石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北宋儒学在批判汉唐经学的基础上迎来了复兴。大儒程颐就直接指出：“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主张强调和重视个体的内心修养，正心、养性，才能经世致用。此时的儒学虽然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司马光的朔学和二程的洛学等各种派别，但皆以经世致用为本。
安史之乱之后，大批北方文人南迁，使得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带来了南方文化的崛起。到了北宋，南方士人已跻身政坛，呈现出主持政局的局面。这必将导致南方文化和传统 的中原文化间的碰撞。
来自南方的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其心腹爱将吕惠卿、曾布多为南人，他们与北人官僚的冲突尤为激烈。北宋新旧党争，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南北士人之争。王安石代表当时南方知识分子的激进，而司马光代表当时北方知识分子的稳健。
南北文人因政见不同之争，是北宋新旧党争的主体。这是南北文化相互冲突、相互碰撞的结果。北宋正处于南方文化崛起之时，所以南北士人的冲突也更加激烈，并在元祐党争的中反映出来。随着两党之争的衍化，这一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也逐渐被政治倾轧所掩盖。
党争的蜕变
新党与旧党以政见不同而分，政见不同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不稀奇，但是，北宋党争后来却急转直下，元祐党人纷纷远谪岭南，他们的名字两次被制成石碑示众，他们的学术屡屡遇禁，政见之争至此衍化意气之争，且根本置国家安危和兴盛于不顾，政见之争已完全蜕变。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比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 惟君子则有之。”欧阳修认为君子、小人各自有党，区分它们的唯一标准是“道”和“利” 。从《朋党论》产生时开始，北宋士大夫政党的萌芽也萌发了。
以君子自居的旧党，用“君子守义，小人言利” 来反对以理财为宗旨王安石变法，表示出一付与新党水火不相容的态度。
熙宁元丰年间，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每次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高太后临朝后，拜司马光为相，“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北宋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好时期。但司马光上台后，全盘否定新法，将旧法一一恢复，并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高太后死后，新党重新上台，对旧党又进行了无何止的迫害。这些行为实质上也当时双方党人“ 君子小人不可并处” 的观念的反映。
苏轼四面受敌的原因
苏轼并不是个顽固的守旧派，他也知道改革的好处，但是认为改革过快会使得国家动荡，因此认为宋朝当时的国情不适宜改革。所以在新旧两党中，他都不讨好。
司马光去世后，旧党由谁来挑大梁，是当时亲旧两党都很关心的问题。苏轼才华出众，又深得赏识，无疑是最有可能出任执政或者宰相的人选。
元祐三年四月，高太后宣谕苏轼：“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这透露出了太后对苏轼的器 重，也是释放出苏轼有可能担任宰辅的信号。所以苏轼的政敌赵挺之才会对同党们说出 “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的话。
从北宋的政治体制上来看，台谏制度是利用舆论牵制宰相权力，维持权力制衡的的一项重要制度。所以攻击苏轼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谏官。攻击苏轼的动机，当然并不是什么“意气之争”，而是权力争斗。
从主观上来说，苏轼的政治取向和耿介、真挚的性格，也使他容易招来攻击。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旧两党就已经势如水火。站对队伍已成为政治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关系到个人的政治成就。
苏轼反对新法的立场是一贯的，所以司马光会重用苏轼；但苏轼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并与司马光展开了正面冲突。在那些旧党看来，苏轼就成了与章惇、蔡确一样的另类，苏轼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苏轼在站队既得罪了新党，也得罪了旧党。因为耿介的性格决定了苏轼只知道表达自己的政见，而从不患得患失。司马光是苏轼的复出的恩人，但苏轼还是会和司马光在朝堂上激烈辩驳，这种个性必然招致当权者恨之。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苏轼不愿粉饰现实，不唯司马光马首是瞻，也不愿明哲保身，显示了苏轼坚定的政治操守和独立的人格操守。
在个人进退上，苏轼淡泊名利，不以个人进退为意，视功名利禄为“鸿毛敝屣”。他多次主动请求外放，就是为了避免陷入政治斗争之中，甚至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这种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和个人进退上的淡泊名利，也让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更上了一个台阶。
元祐党人案折腾了七年之久，直到靖康元年，钦宗才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但还未为元祐党人恢复名誉。直到南宋建炎三年，宋高宗下诏""申命元祐党人子孙于州郡自陈，尽还当得恩数"后，这桩公案才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