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份辣椒炒肉

自从外甥女出世，小姨就从我家的常客变成了稀客。年前，趁外甥女送回爷爷家，小姨才腾空来家里拜年，跟母亲叨唠家常。到了饭点，餐桌上照例摆着一盘辣椒炒肉，那个场景又不约而同地在两姐妹的眼里蹦了出来。

小姨出生于1962年，比母亲小3岁。那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无法饱食终日的年代，加上另外还有3个哥哥，家境十分贫寒。外公在镇粮管所工作，靠一点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没有工作的外婆每天早出晚归给人扛麻包，当搬运工挣点辛苦钱，所幸打小砍柴担米的外婆身板硬朗，一次可以挑上百斤的担子，挣得也比旁人稍多一点，勉强能够应付度日。每天外公外婆都要精打细算，做多少米、放多少菜，一块肥猪肉也是小心地往锅里擦上一圈就赶紧包起来存好，生怕占用了下顿的油。饭桌上，每个小孩只能分到半碗米饭，菜也基本定量，吃完大家都要用嘴在碗里舔上好几遍，生怕漏掉丁点营养。日复一日，纵然饭后不一会儿肚子又重新咕咕叫唤，却由于无法奢望任何的零食，这种长期意犹未尽的“半空腹”状态渐渐成为一种习惯。

粮管所名义上管粮，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福利，也不存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是每年春节前给员工们加一次餐，算是唯一的褒奖。这一餐现在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一份辣椒炒肉配几片绿叶菜，但几十年前已是难得一求的美味佳肴。外公每次都舍不得吃，总是把饭菜让给两个女儿。加餐那天，母亲和小姨一大早就开始掐时间，早早就到粮管所食堂门口候着。好不容易挨到开饭，同事们都催促外公，“老袁，你的两个丫头早在楼下等着了，你快给她们打饭吧”。工作负责的外公总要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再下楼，弄得母亲和小姨一见面就不停埋怨他下班太晚，又要排好久的队。外公总是笑着敷衍：“好好好，下次一定早一点。”

遥望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尤其是若隐若现的红红绿绿的辣椒片，母亲总嘀咕着：“前面的人怎么这么慢啊！”旁边的餐桌上，已经碗满钵盈的员工们早已摆开架势：有的左手一把勺、右手一双筷，双管齐下；有的快要把头全埋进碗里，看不见脸；还有的把藏了一年的啤酒拿出来，边喝边擦着汗，像是庆祝盛大的节日，馋得小姨直咽口水。终于轮到，两个小姑娘眼巴巴地盯着外公递进去的碗，嘴里嘟哝着“再加一点嘛，再多一勺吧……”待到打好饭菜，早就按捺不住的母亲和小姨急忙把它一分为二，迅猛地扒起来，还时常为谁少分了一点纠缠不休，似乎米粒都比家里的香上百倍。外公则坐在一旁，点起一根烟卷，微笑地欣赏着两个女儿，一会儿这个辣得满头冒汗，一会儿那个又烫得直喘气。不足一袋烟的工夫，各自的碗就被吃了个底朝天，母亲总会摸摸圆圆的肚子，希望一年一度仅有的饱腹感多停留一会儿。就连晚上睡觉前，还要在脑海中多回味几遍大快朵颐的愉悦。

外公虽然在乡镇生活了一辈子，却丝毫没有封建的重男轻女观念，反而更偏爱女儿，有好东西先想着母亲和小姨，为此还不时惹来隔壁乡邻的嘲讽。等母亲和小姨吃饱，外公才回家吃点剩饭。舅舅们难免有些嫉妒，窃窃私语外公的偏心，心里有数的外公常安慰舅舅们：“两个妹妹年纪小，你们是男子汉，让着点她们吧。”

直到外出当兵，母亲才终止了与加餐饭的缘分。尽管童年的艰辛生活有太多片段值得铭记，但这的意义于母亲而言着实无法替代。母亲常跟我和表弟表妹们讲述，小时候的半份辣椒炒肉是她每年唯一一顿饱饭，“当时排队挪动的20米路，似乎是有史以来最长的20米”。特别是小姨来南昌，辣椒炒肉是永远绕不过的话题。正如一份简陋的盒饭对于三天未进粒米之人，一碗泡面对于在暴雨的高速路上堵了一整天之人，半份辣椒炒肉对于终日无法饱食的女孩来说，就是孩提时代最可口的饭菜，是童年生活重要的精神支撑，是一生中最纯真的期盼。

一千个人眼中会有一千种美食，美食的定义，没有万世不变、四海皆准的定律。或许在他人眼里，半份辣椒炒肉实在难以归入美食的范畴，但在母亲心中，儿时一年一度的辣椒炒肉就是她一辈子认定不渝的美食。每当小姨来访，辣椒炒肉的腾腾热气往往会把她们拉回老家粮管所嘈杂的大食堂，遥望着窗口冒出的浓浓的父爱。

作者：罗铮；编辑：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