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多少年来，对于东北抗联，众说纷纭，其中不乏江湖传说，地摊传奇。甚至，被污为此武装并非中共独立的抗日武装，而是由莫斯科领导和控制的一支特殊的“中国”苏联武装。这个问题一定要厘清，也一定要说明。尽管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因为地理上的封锁阻隔，东北抗联曾有一个阶段没有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但从始至终，东北抗联始终坚持是以中共中央为领导，在党建和武装斗争坚持独立的标标准准的，在抗日战争阶段，是中共一块特殊“战略区”的独立武装。
至于它为何会有苏联远东红军“第88国际旅”的番号，这个也需要用历史来说明，就说说东北抗联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苦难岁月里，为了保存中共革命的火种，从东北移师苏联境内的前因后果。
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全东北，继而又胁迫了溥仪，以长春为“伪都”，建立了所谓“满洲国”。中共为顺应东北民众反满抗日的呼声，不断派遣军事、情报，政工干部潜入东北地区，建立起游击队等武装，并和东北自发的反日武装联合，到处袭击东北日伪机构、警务以及基层统治机构。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1936年2月20日，为了更好的打击侵略者，形成有效的团结的打击力量，中共满洲省委于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此前活跃在东北地区，对日进行武装抵抗的各个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等武装一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下辖一、二、三、四、五、六个军。其中，民族英雄，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经过整合后的抗联部队，战斗力显著提升，更有效的打击了日伪部队，乡镇机构，部队人员也在不断得到扩充，到1937年秋，抗联达到了鼎盛时期，全员达3万多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为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向东北增兵，在以强大兵力不间断地“讨伐”抗联部队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东北城镇和农村的控制。在城市，主要是通过各个特务机关和伪警务部门捕杀中共分子及反满抗日的爱国者们，摧毁隐蔽的抗日救国地下组织；在农村，则实行保甲制、连坐制，对抗日游击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切断抗联部队与当地百姓的通道，断绝部队的给养来源。并且以高额赏金诱惑意志不坚定分子（的确产生了不少的叛徒，杨靖宇将军就死在了叛徒和告密者手中）。
环境愈加恶劣，抗联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虽然继续在作战，偶也有胜果，但总体上，日益艰难。特别进入到冬季，抗联更是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与敌作战。经常是几天没东西吃 、睡不了觉，官兵牺牲很大，还有具有一定数量的叛变投靠日伪。
部队减员很大，仅1938年，抗联人数就从3万余人锐减至5000余人；1939年，又降至约 2000人，到1940年底，已剩下不足1000人。杨靖守等一批抗日将领的柄牲，著名的“八女投江”也发生在这段时期 。
最终，抗联残部基本退入了苏联境内，重新整编。
但是，如前述所说，抗联进入苏联境内，并非是成为了苏联的队伍。而且，进入苏联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中间的曲折到今天很少为人所知，抗联进入苏联境 内，基本都是国内生存空间已经几乎无回旋余地，迫不得已的，在最初，并未规定，以及和苏联方面有过协议。
苏联远东方面军对待这些越境而来的抗联武装，采取的流程基本是解除武装、隔离审查，送走或继续拘留，有的还被带上了手铐，实行了无理由监禁。
1938年初，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长祁致中曾先后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想委托苏联方面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同时，也想在武器和给养方而得到苏军的协助。但由于事先没有条件和苏方达成协议，苏联对他们都按非法越境处理。戴部五百余人被遣返新疆，交给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盛世才政府，赵、戴、祁三位军长及少数人员虽未被送往新疆，但被长期拘留，直到1939年，才被允许返回东北。
彼时，与苏联边防军有接触的是一江之隔的抗联第七军，平时有些往来。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曾多次进入苏联境内。
1938年2月，经崔介绍，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渡过了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境内。周曾经在莫斯科学习过，俄语不错，因此与苏联人的交流顺畅不少。苏联人对周的印象不错。给周保中配备了无线电台和报务员，并将他们得到的《新华日报》及中共领袖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等报刊书籍送给周保中，并表示将帮助他尽快与延安取得联系。
这次会晤后不久，苏联军方对抗联入境问题作了规定：“ 只有经过抗联领导者的允许，才可以同我们发生联系，假如没有抗联领导者们的允许而向我们来的人，我们则视之为逃兵或者是假抗联分子。”
同样，周保中也表示：“只有当遇到严重敌情，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使部队得到相当的休养训练以图谋再度的斗争”，才允许部队“直接找王新林同志（王新林是苏方负责接待抗联人员的代号，以后曾一直沿用）方面联系，得到他的指导和物资援助”。
周保中
然而当时东北环境的险恶，这项草草的协议，成了一纸空文。在当时部队之间的联系极度受限的情况下，对情况和形势严重与否的判断，还得各个部队的领导自己判断。而一些零星过江进入苏联的抗联人员，因为没有“报备”，依旧被苏联军方扣押、囚禁甚至是遣返（驱赶回中国东北境内）。
1939年9月，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进入伯力，试图与苏方达成一个对待抗联关系的正式协议。不久，周保中、赵尚志也奉命进入了伯力。几个人共同研究了抗联的领导机构、部队整编、武装斗争及和苏联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冯、周认为应借此机会明确抗联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无法取得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况下，应争取苏联边疆党委和苏联远东军就针对中国中共东北党组织以及抗联的指导关系。
冯仲云
苏方同意了此项建议，派出了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和远东内务部长王新林（这个已经是新一任的王新林了)与冯、周，赵三人进行了正式会谈。会议确定了联共边疆党委会和苏军远东军司令部对中国中共东北党组织及抗联武装的指导关系。
重要的是，双方皆同意和声明，这是在未能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指示）之前的临时措施。并且明确了苏方不得干涉中共党内的内部事务。
此外，双方还商定，当抗联因各个部队在战斗中失利或其他原因必须转移至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于接纳提供生活上的方便。
这就是抗联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伯力会议”。
但是！苏联当时还对日本奉行的是“和平政策”外交方针，故而这次会谈只有结果，而无实质！有关物资援助实际上并未得到落实。
1940年4月12日、5月6日、6月12日，周保中根据上述协议，曾3次向苏联远东军方求援，均遭到了拒绝。一开始苏联军方还电称：“暂时不能给你们运送钱粮”，后来干脆就不作答复。周保中派遣赵尚志亲自到伯力请求援助，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1940年底，联共边疆党委协调，抗联大部分领导和残余部队赴伯力，苏联远东军方面安排食宿却敷衍（或者是存心故意）了事，将各个中国首长分散安排。并在此期间，苏联方面单方面找各个领导分别谈心，要求把抗联部队并入苏联远东军方，由苏联远东军方统一领导。抗联大部分领导人员在彼此并无通气的情况下，大部分表示婉拒，表示要到周保中到来之后，汇报后由领导决定。
抗联第一路军露营一景
但周保中进入伯力后，却也见不到各部队的属下，只是一次偶然机会，第五军政委季青在城 内偶遇周保中的副官乔树贵，苏联远东军方的隔离政策才被打破。
在周保中的要求下，从12月初起，抗联各部领导才得以聚集在一起。
1940年12月中旬，抗联领导与苏方代表开始开会，一直到次年3月才结束，中间休会约一个月（等待共产国际的消息）。
联共边疆党委会代表和远东军方代表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共同性、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借口，提出东北抗联已没有必要保持原来的从属关系，主张东北抗联并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由“王新林”来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一职，直接领导和指挥在中国东北的抗日游击活动。
这一提议明显违背了“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并且剥夺了中共对自己的抗日武装的领导权。此举立刻遭到了抗联领导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后苏远东方面将双方的不同意见上报共产国际裁定。
不久，苏联远东方人员调整，“王新林”调离现职，苏方派来了新联络员，代号仍为“王新林”。
1940年3月中旬，新任“王新林”在伯力为中方代表和抗联干部举行的宴会上正式声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周保中等人的意见，他代表联共边疆党委和苏远东军对中国同志表示慰问，就过去个别人的错误主张向抗联同志赔礼道歉。并一再声明“不干涉中共党组。
有了此裁定结果，最终，在周保中的主持下，这次会议最后还是在完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顺利开完，史称“第二次伯力会议”。
与会者经广泛讨论，达成三点共识：
1，此次会议性质是中共东北党组织的会议；
2，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时确定的几条原则；
3，提出了一项为统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机构的建议报请中共中央批准。
新任“王新林”被作为特邀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他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同志作出了会议决定，也代表苏远东军表示，将完全遵守“第一次伯力会议”精神。
会后，苏远东军同意抗联领导返回中国东北继续领导对日武装斗争，并许诺，提供日制轻武器和日式军服供给抗联。
然而，口头承诺永远只是“笑容满面的敷衍”。
日苏签订中立条约
1940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苏方通知抗联，立即停止返回中国，停止一切行动。
1940年6月13日，德国入侵苏联。苏方与周保中商议，开始训练抗联余部，包括敌后游击战教程、爆破、军用地图识别、跳伞等军事课程。并且组织了15个军事侦察小组，秘密潜返中国东北境内，对日本关东军的各个军事设施、道路桥梁，机场油库等位置进行侦察。
而抗联余部的大部则继续在伯力训练，等待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