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为了吃饭而活着，我为了活着而吃饭”，是古希腊圣贤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千古名言。
一句话，能穿越历史，超越民族，被人们传颂，那么这句话一定抓住人们心中普遍而永恒的关注。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所抓住的，是人们对独立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追求，这也是人之为人的关键所在。
“为了吃饭而活着”，将吃饭视作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全部，把吃饭当成了生命的目的，当成了人生本身。当将人生与吃饭绑定和混同时，生命自身便丧失了独立性，丧失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而成为吃饭的奴仆和附属物。
吃饭是什么？用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是属于“物”、 “利”，是“逐物”、“逐利”。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心”、“义”，“求心”、“求义”。“心”、“义”是人生的基本属性，是人生的本质，也是人生本身。
所以，“心”、“义”就代表独立的生命本身，“求心”、“求义”则是实现生命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遵循和顺应生命的基本属性。
这就是《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率”的意思是遵循、顺应。“率性”就是遵循和顺应人心的基本属性，就是“求心”、“求义”。
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心物之辩”、“义利之辩”的要义所在，都是在倡导、维护和捍卫生命自身的独立，将遵循和顺应生命自身的属性为最高原则，为“道”。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活着-吃饭之辩”，与中国的“心物之辩”、“义利之辩”属于统一范畴，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维护生命的独立，都是在追求生命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两者之间又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中西文明之间的差距。
亚氏的“活着-吃饭”之辩，尽管非常形象，但是并非“谛说”。尽管此时人的生命并未绑定和依附于任何有形之物，但是，却绑定和依附于人为虚构的抽象之物。这个虚构之物就是形而上的哲学实体，非常类似于一神教的神。
所以，在亚氏的学说中，生命只是相对于有形之物而独立，但是相对于抽象的神，则是完全依附的，是不独立的。按亚里士多德的意思，生命的价值固然不是包括“吃饭”在内的对有形之物的追求、对利的追求，但却式对预设和虚构的无形之物的追求，对神的追求。对神的追求，就是信仰神，与神合一，对神进行冥思、沉思。
在中国传统的“心物之辩”、“义利之辩”中，只讨论作为人的生命本质的“心”和“义”，在此之外，不做任何的虚构和预设。因此，中国文明从根本上来说，是无神的、无宗教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神、宗教的本质，就是为谋求生命的独立，而人为构造、虚构的一个中介和拐棍，在其帮助下，实现生命的独立。
所以有神的有宗教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中介文明、拐棍文明，也是一种半独立文明。生命在中介和拐棍的帮助下，可以实现独立，但是，这种独立仅仅是一种半独立，而非真正的独立。
中国文明是无中介文明、无拐棍文明，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上，直指生命本身，直指人心。中国思考和学术的中心是作为生命本质的“心”和“义”。中国传统学术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而“经学”就是“义理之学”、“心性之学”。“义理”就是“义”，“心性”就是心，都是指生命自身。
西方思考和学术的中心，则不是生命本身，而是对生命的独立进行辅助的中介和拐棍。就是形而上的“神”、“真理”。
因此，西方宗教和学术的进步，就体现在对神和真理的不同定义上。但是，无论怎么定义，这些都是人为虚构的，也都是假想的生命的中介和拐棍。以中国文明的立场看，这些中介和拐棍实际都是不存在的，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是迷信。
因此，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义理”、“心性”，自文明之始的伏羲时代，至废止读经的民国之初，一概如此。辛亥之后，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一纸令下，宣布废止读经，在学术上，中国开始系统地否定经学，引入现代西方学术，学术关注的中心，也由作为生命本质的“心性”、“义理”，转向作为生命之中介和拐棍的“科学真理”。
辛亥之后，中国在学术上的西化，实质就是学术上的中介化、拐棍化，认为生命的独立需要中介和拐棍，并将这种中介和拐棍当做学术的关注中心。从这个意义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退步。
按对生命独立进行辅助的中介和拐棍的变化和不同，西方文明整体上分为三大形态，也是三大阶段：多神教阶段、一神教-哲学阶段、科学阶段。
在多神教阶段，作为对生命独立进行辅助的神，其形态是具体化的、偶像化的，神的具体的神像、神庙，被认为等同于神。多神教神学的基础是拟人化的巫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复杂且昂贵的祭祀仪式。昂贵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需要昂贵的物品和材料来作为敬献给神的祭品，有时甚至是人的器官和生命。
多神教较中也有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价值和意义不仅为神所主导，而且，要表达这些价值和意义，则是要通过复杂且昂贵的实体体系，即神像、神庙体系，和祭祀仪式。这些实物性的表达系统，在功能上也是一种符号表达系统，与后来的抽象文字系统相同。显然，多神教的表达系统太过笨重、昂贵。
更重要的是，在多神教中，会把这套实物表达系统，错误地当成神本身，当成价值和意义本身，形成所谓的“偶像崇拜”、“拜物教”。这样，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已经萌发，但是，却面临着双重禁锢。不仅禁锢在虚构的神灵之中，而且又禁锢在实物化的神灵、神学表达系统中，最终导致，生命和神像、祭品等实物仅仅绑定在一起。
一神教较之多神教，之所以是个巨大的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神教将神改造成没有任何具体形象的抽象神，这样就废掉了多神教的实物化的神学表达系统，即废掉了神像、神庙系统和实物化的祭祀仪式。这样人与神的关系就不再是祭祀关系，而是内在的信仰关系。当摆脱掉多神教的实物化的表达和信仰系统后，人自身的独立程度显然有一个飞跃性地提升。
现代西方人认为哲学的源头是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是其主要代表。而且还认为，哲学远比神学进步。其实哲学与一神教神学之间差异非常小，在本质上是同类，是兄弟。两者的敌人都是多神教，其进步性也是相对多神教而言。两者都是以人的生命的虚构的中介和拐棍为中心，只是在具体形式上，两者有些许不同。
一神教的神，尽管是抽象的，但在基本属性上，神依然存在人的属性，是拟人化的。神依然有喜怒哀乐，当然神的核心是真理，神是全知全能的。尤其是基督教，认为神的核心在“义”，可以使人“因信称义”。人本身是无义的“罪人”，唯有通过信仰上帝，才能成为善的“义人”，上帝是“义”的化身，“义”就是真理，就是道。而耶稣则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这就是“道成肉身”。
因此，一神教的神，实际上也是具备双重属性、双重因素。一重属性是真理本身，也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另一重属性则是承载真理的工具，神和神学、神话系统是一套表达系统、表达符号，用来承载和表达真理。这种设计可以称之为“神以载道”，对应于中国的“文以载道”，关于两者的比较，我此前在汉字起源史的介绍中做过详述。
希腊哲学的核心不是神，而各种所虚构的哲学实体。这些哲学实体都是非人格化的、形而上的，而其功能和属性则与一神教的神完全一致。这些哲学实体也象神一样，具备双重属性。一重属性是真理本身，另一重属性则是作为真理的承载和表达工具。哲学实体与神的不同，就在表达工具这个层面上。神是一个拟人化的实体，而哲学实体则是一个无人格化的坚实理念硬壳。在一神教中，真理是由神所承载，而在希腊哲学中，真理则是由理念硬壳所承载。
希腊哲学真正反的是多神教，与一神教则高度相容。在基督教中，犹太一神教和希腊哲学就实现完美融合。
现代西方人，把从基督教到现代科学的变化视作绝对的进步，这是错误的。事实是，既有进步，也有退步。
现代科学的核心是真理，这个真理与宗教中的真理，以及哲学中的真理是同一个真理。现代科学与宗教的差异，不在真理本身，而在对真理的表达工具上。
现代科学的真理，与宗教、哲学的真理一样，也包括两个属性，一个属性是真理本身，另个属性则是真理的表达系统。现代科学的真理表达系统，是“客观世界”。科学真理象神学真理和哲学真理一样，但是神学和哲学的表达工具都是绝对虚构的，但是现代科学却将人间活生生的“客观世界”当成真理的表达系统。真理通过“客观世界”来表达，寓居于万事万物之中，人类通过“实验”性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真理。
也就是说，在真理的表达工具这一属性上，现代科学是一个巨大的倒退，退回到多神教时代。在多神教中，真理的表达系统就是实物化的神像、神庙和祭祀系统。
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之下，现代人回归到多神教时代，而陷入实物崇拜、“拜物教”。正如多神教社会的人们把实物化的神像、神庙和祭品当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本身一样，现代社会的人们则把实物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把金钱和房子、车子等物品本身，当成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本身。人人都是在为追求这些实物而活。
学术上已经充分西化的中国，也当然如此，崇尚“创新”，崇尚财产。能够表征财产的重要符号就是住房，因此，出现了住房崇拜。人的生命本身，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在强大的实物崇拜面前，强大的住房崇拜面前，显得非常微弱，正在遭遇实物的巨大压迫。
毫无疑问，世界需要新一场的反实物崇拜运动，需要新一场的“去偶像”化运动。需要重新倾听亚里士多德的“别人为吃饭而活着，我为活着而吃饭”，重新思考和学习他的“吃饭-活着之辩”，当然就中国而言，改成“别人为了住房而活着，我为了活着而住房”更合适。
更要回顾和学习中国传统的“心物之辩”、“义利之辩”，学习如何摆脱沉溺于逐物、逐利，而回归崇尚“求心”、“求义”，从而实现“率性”而为，遵循和顺应人的心性和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