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描金檀木经函（外函 内函） 高16.5cm 长40cm 宽18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何振纪
明代漆工黄成在其《髹饰录》的“坤集·描识”当中记录了以“稠漆写起于文为阳者”的各种工艺，其中位列于首的便是“描金”髹饰。作者谓：“描金。一名泥金画漆。即纯金花文也。朱地黑质共宜焉。其文以山水、翎毛、花果、人物故事等，而细钩为阳，疏理为阴，或黑漆理，或彩金象。”漆工杨明补注谓：“疏理其理如刻，阳中之阴也。泥、薄金，色有黄、青、赤，错施以为象，谓之彩金象。又加之混金漆，而或填或晕。”由此可见“描金”髹饰以细致线条勾画图形﹑纹理，并以朱漆﹑黑漆作为底色衬托的风格最为经典。
“描金”髹饰的主要工艺手法是以金粉调漆进行装饰。今存古代此类文物的代表漆器典型，有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的北宋描金花鸟纹檀木经函与识文描金檀木舍利函。经函的内函以“描金”工艺在其盖面描绘双凤牡丹团花与忍冬纹，斜沿描绘菊花边饰。其函身四壁绘六瓣花形开光，开光内绘缠枝莲花鸳鸯纹，配以缠枝牡丹纹，其下的须弥座描绘有神兽，风格精细华丽。经函外函与舍利函采用“识文描金”工艺堆起开光，并以缠枝莲、神兽佛像等做装饰，加上嵌珍珠工艺相陪衬，风格富丽堂皇。舍利函的开光部分则以“描金”髹饰工艺绘画装饰花纹与图像，在赭红色的漆底映衬下显得格外金光灿烂。“识文”与“描金”工艺，《髹饰录》中其作者谓：“识文描金。有用屑金者，有用泥金者，或金理，或划文，比描金则尤为精巧。”漆工杨明补注谓：“傅金屑者贵焉。倭制殊妙。黑理者为下底。”此“识文描金”被作者归入“坤集·阳识”之中。在“阳识”的漆工艺当中，除了“识文描金”之外，还有“识文描漆”“揸花漆”“堆漆”“识文”。“阳识”中的各项髹饰工艺都有着一个共同特征——“漆堆挺出”，即具有所谓“阳中阳”的装饰特色。
中国的“描金”髹饰技艺在宋元时代已经非常杰出，到了明清时代更是传播广泛﹑精品迭出，并且在中外漆艺交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描金”工艺传入日本后逐渐发展出了各种富有特色的工艺，后来又传回中国并促成了新的装饰风格诞生。清代姚之骃《元明事类钞》载：“杨埙为漆工，宣德间尝遣人至倭国，传泥金画漆之法以归，埙习之，更出己意，以为五色金钿，并施物色名称，倭人见之，亦龋指称叹。盖其天资敏妙，一艺亦绝古今也。”邓之诚《骨董锁记》亦记：“宣德间有杨埙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奉命往日本学制漆器画，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飞动，愈久愈鲜，号洋倭漆。”“洋倭漆”的名称容易令人想到清代宫廷漆器当中有所谓“洋漆”及“仿洋漆”的“描金”髹饰品种。而“洋漆”之名乃兴起自康熙时期，实即明代之“倭漆”。明清时代日本的金漆艺术迅速发展，尤以“莳绘”工艺为代表。其技法较传统的“描金”更为灵活，常常包括泥金、贴金并融合描金在内等多种金漆技法共用。而“仿洋漆”，即是仿造“洋漆”作品。这类“仿洋漆”制作在雍正与乾隆朝最多，如雍正七年（1729）曾为制作洋漆活计而在圆明园内建造了一座地窖作为漆器制作所需的荫室。除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所做“仿洋漆”之外，地方的漆艺制作中心亦制作大量此类漆器，如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制“仿洋漆万国来朝万寿图屏风”“仿洋漆百步灯”“仿洋漆填香炕椅靠背”等“仿洋漆”进贡宫廷，表明南方地区的仿洋漆制作也相当盛行。
此外，在明末之时一位来自葡萄牙的访客亦提到了广州金漆生产的盛况。到了清代康熙之时，广州更设立洋货行经营丝、茶、瓷等土货以及漆器、刺绣等产品。欧洲不少1720年之前的记录也表明康熙时期广东的工艺作坊出产大量的黑漆描金家具，至1822年广州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就有5千多家，有超过25万的工匠从事于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这些匠人有漆器匠、纺织匠、银器匠，还有雕刻象牙、玳瑁、檀香木的工匠，以及在玻璃、帆布、纸本上绘画的艺人。广州所产的黑漆描金髹饰受到了海外顾客所青睐，通过能工巧匠精良的髹饰技艺变得美轮美奂。自清廷“一口通商”，广州对外输出的产品更是一枝独秀，成为代表中国漆艺趣味而影响西方。如在乾隆时代广州的商人已开始专门生产适应欧洲贵族趣味的描金髹漆折扇，以及描金结合象牙、玳瑁﹑刺绣等工艺扇。这种“卜瑞斯扇”，把扇子的小骨加宽，再用线或布带将小骨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扇形。扇面经常出现一种以描金髹饰葡萄藤蔓纹样为特色的设计，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国风装饰特征。到清末之时，广州所产的漆扇上描绘的图案变得越发细腻自然，反映出其时中国工匠对西方人的艺术需求更为了解、绘制手法更加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