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警察非正式“退休鉴定”

“那些以前的事啊，现在想想真的是有意思……”母亲有些感慨地说道。

母亲已经退休7年了，在元江监狱工作了44年的父亲也马上就年满60。从1978年到2022年，父亲和母亲在元江监狱，从相识到恋爱、从恋爱到结婚、从看着儿子长大到看着孙子长大，在元江这个炎热的小城里，父亲和母亲匆匆走过了大半生。

从警半生，很多记忆一定会随着时间渐渐褪色，但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特别愿意再看一看，父母那些与监狱相伴相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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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了三个多月的父亲

1984年年底，中国女排夺得三连冠、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参加国庆阅兵……虽然这些大新闻的热度还没有完全褪尽，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父亲来说，最挂心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孩子即将出生

因为怕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父亲赶在母亲预产期两个月前就把她送到了镇沅，交托给了我的外公外婆照顾。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虽然彼此相距只有几百公里，但已经足够让一个即将当父亲的男人时时刻刻牵肠挂肚了。

第二件事情是追逃

那年12月，有2名罪犯从农场脱逃。因为堵卡点很多，并且上级要求在当月捕回，追逃工作的压力和强度都很大，当时还是个小年轻的父亲，自然被安排承担这个任务。父亲和一位老警察组成一组，一路沿昆洛线搜索。

12月30日上午11点多，父亲和搭档在结束了对检查站的清查后返回普洱县的招待所，准备休整一番后继续在当地搜索。可就在父亲放好行李后走到阳台向下看时，发现遍寻多日不获的两名逃犯居然就在人群中。父亲赶忙叫上搭档下楼悄悄地接近两名逃犯。做贼心虚的逃犯也发现了穿着军绿色警裤的父亲，因为群众太多也不能开枪，父亲只能拔腿就追，父亲虽然个子小可是腿脚快，第一时间就将分头逃窜的其中一名逃犯摁翻拷住，在把他交给了搭档后，父亲又追上了另一名逃犯，完成了任务。

记得父亲给我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工作这么多年也没遇上一次追逃还挺遗憾的，父亲却意外严肃地对我说，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有这种经历。

在1985年元旦的前一天，父亲和搭档成功将逃犯押解回元江。按理来说，任务完成了，父亲应该可以请个假去照顾母亲了，但是马上就要开始一年一度的元旦春节安保期，父亲的假没有被批准。

三个多月后，我满了百天，父亲才见到我第一面。

在听着父母给我讲起的这段往事的时候，我本以为他们会有一些遗憾或者酸楚的情绪，但是父母的语气却出奇地平静。

在那一辈监狱警察心里，“公家的事很大，个人的事很小。”这个道理是一种无需诠释的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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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田馆和母亲的会计室

监狱警察孩子的童年，总是或多或少会与监狱有关的某些事物产生交集。

因为在他们眼中，学校、家、监狱围墙、家属区、食堂、罪犯劳动改造的农田厂房、军绿色的制服、灰蓝色的囚服，就是他们眼中的整个世界。

母亲是中队的会计，工作时间朝九晚五，而父亲则是从事带班工作，工作时间两头黑。早上六点半父亲送我去到学校以后，就要马上回监狱带罪犯出工，如果收工时间早，父亲就会到学校门口接我放学，但这种惊喜很少，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自己走几公里路回家。每天的晚饭后，父亲照例要进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睡了。

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父亲参与的场景非常少，但是我总有方法创造和父亲见面的机会。

那个年代的县城小学，周末补习的风潮还没有兴起，做完为数很少的家庭作业以后，基本上就是我们玩耍的时间，但是因为农场离城比较远，又没有什么零花钱，所以都是在家附近“穷游”。

而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父亲的田馆。

所谓田馆，就是水稻田旁边晒场旁的几间房子，兼顾了农具存放和晾晒的功能，当然也养着几只鸡，甚至还养过一窝海狸鼠，那些年，农场主要从事大田生产，每个分队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和田馆。从家走到田馆也就10分钟的时间，周末的上午，我都会去父亲的田馆附近玩耍。

一路上，水稻田里都是在劳动改造的罪犯，远远的就能看见父亲在田边站着，戴着草帽，穿着一件蓝色的汗衫，军绿色的警裤挽着裤脚，就是一副“田埂警察”的模样。父亲对我的到来也是见怪不怪，也就由着我在田馆附近玩，玩蚂蟥、捉泥鳅、逗弄海狸鼠、捣鼓脱壳机、刨土撵鸡……玩累了就跑到父亲身边喝他的大口缸茶水，或是蹲在刷着三株口服液的广告墙角下乘凉。午饭的时候父亲偶尔高兴了还会杀只鸡，那我也就能混到一只鸡腿啃啃。

玩到中午，父亲就会撵我回家，而我早就计划好了自己的下一站——母亲的会计室。

如果说去父亲那儿是“武玩”，那到母亲那儿就是“文玩”。母亲是个“半路出家”的会计，刚到元江监狱时是个车工，和父亲结婚以后才学的会计。每个月总有两个周末母亲要加班做账，我也就又多了一个去处。会计室门口有一株朱槿花，每次进门前，我都会摘下一朵吸口花蜜，很甜。进门后母亲只是抬头示意我坐下，然后眼睛撇了一下旁边桌上早已为我准备好的纸和笔，就不再理我了。母亲的手很巧，削的铅笔总是又长又尖特别好写，而且还有很多草稿纸，足够我画上整整一个中午。

会计室很静，静到母亲的算盘声都像是鞭炮在响，我一边画着小人打架，一边“咻咻咻咻”地配着音，我和母亲背靠着背，由着时间蘸着朱槿花的香甜，在时间的研臼里，把一个又一个春夏磨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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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里和50公里

初中，我去了寄宿制学校，学校离家差不多5公里，一星期回家一次。那时候正是青春期，听不得许多父母的唠叨，住校也觉得挺好的。

记得父母唠叨的最多的，就是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会过得很辛苦。而他们的举例对象，基本上就是他们自己。

20世纪末，监狱警察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原有的产业结构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监狱也是一样，。那时候，警察的工资是否能按时发放完全要看农场经济效益的好坏。虽然还不至于遇到吃的问题，但是生活水平却一直不高，不用说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批“先富起来”的弄潮儿或是县上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就算是单位驾驶员的日子也远比带班警察滋润得多。

那时候，为了搞活生产经济，弥补监狱经费不足的窘境，有条件的监区都成立了外役分监区，组织罪犯开展外役劳动，参与县城旧城区改造、体育馆、高速公路、水电站的施工建设，甚至是创办铜矿和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架设光缆。而对于参加外役劳动的罪犯，当地的居民也都已见怪不怪，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监狱驻地的一个特色“符号”了。

在外役点，监狱警察都是与罪犯同吃同住的，遇上外役任务的地点比较远的，一个月回不了一次家也是常事。

因为从小与父母都是聚少离多，监狱警察的子女与同龄人相比，性格大多比较独立，虽然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却很懂得与现实和解。

记得是初三下学期的某天，我在学校里被突然倒下的排球杆砸中了脚拇指。估计是砸狠了，当时也不觉得多疼，再加上都是血也看不出来多严重。在校门外的小诊所撒点药简单包扎了一下，我就回到了宿舍，也不是我心大，只是因为还没放学，校门口有车的可能性很小。

可是，一直往纱布外渗着的血反复提醒我似乎事情不妙。

我一蹦一蹦地来到校门口，用公用电话打了父亲的传呼机。接到父亲的回电后，听见电话那头轰隆隆的背景音，我就知道父亲还在离家50多公里的外役点，来接我是不可能了。在电话里我简单和父亲说了一下情况，父亲让我回家找母亲，叮嘱我一个人小心一点后就挂了电话。

我也不慌，在校门口等了好一阵，终于坐上了车。来到监区家属区附近的一条小路边上时，母亲已经等在了路边。从下车的地方到监区的医务室大概有500米的距离，母亲扶着我一步一步挪到了医务室。

重点来了，监区的医生把我脚拇指上的纱布解开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说这指头都快被砸成两瓣了，怎么只是撒点药包起来，必须要缝针！

而且没有麻药……

时间长了，当时的痛感早就忘了，只是到现在我都还清楚地记得，缝针时母亲扶着我肩膀的手发抖的频率，和父亲在电话里机器的轰鸣，出奇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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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母极力要求我考监狱警察，说实话当时我内心是拒绝的，倒不是有多高远的志向，仅仅只是因为看了这么多年父母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有些审美疲劳，也着实不想再重复父辈的生活了。

但最后我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毕业后报考了监狱警察，现在想来，一份稳定的工作也确实是挺香的。

2007年我考进了元江监狱，后来成了家，妻子也是同单位的警察，一家四口都成了同事，将审美继续疲劳下去。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监狱三监区从事带班工作，从一个生活在家属区的“旁观者”到自己穿上警服亲身实践，还是很有新鲜感的。

但是，这世上贬值最快的恰恰就是新鲜感，对监狱警察而言，日复一日的坚守才是保值率最高的东西。

每天早上6点半，我们就要坐半个小时的车将几十名罪犯带到外役点劳动。在外役点带班基本上是两头黑，中餐晚餐都要在工地上吃，由于元江天气闷热，沙场又没什么树荫，热的人心情烦闷。最让人头疼的是那有一阵没一阵的风沙，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一阵风刮过来，饭盒里的菜马上就被加了“灰砂椒盐”……到晚上八点收工回来后要是轮到进监，那就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宿舍，刷洗干净睡下后，一天也就过去了。

而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如此不曾改变。

我曾经问过父亲，当一辈子的带班警察，难道不会厌倦吗？父亲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干着走你就会知道了。”

我对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并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毕竟已经选择了这份职业，不做车手，难道去卖豆腐？

三年后，我离开了监区，来到机关工作，在这里我得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监狱警察的工作，但是监狱警察的工作模式和整个监狱的氛围与多年来形成的固有印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到了2012年。

2012年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元江监狱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在京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元江监狱成功开展了规范化管理。而这，也让我们这些年轻警察得以和父辈们一起，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真切地感受到，那些从田间地头到习艺车间、从“田埂警察”到警容严整、从穿过层层甘蔗叶的点名声到对讲机里指挥中心的呼叫……这些改变，是多长的一段距离。

这段距离，是父辈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积累出的质变，更是一代又一代监狱人的血汗结晶。

有时候我会想，在几十年前的某个回荡着收工歌的傍晚，在田埂上踏着夕阳向监舍走去的队伍中，某个戴着草帽、腰挎佩枪的某个身影，有没有曾在远方被染红的云中，看见过现在这般模样的监狱。

时间从来无法剪辑，只会一帧一帧顺序播放，未来监狱工作是什么样，或许只会像父亲说的那般，“干着走”才会知道。

几十年的时间，

有些人走向海，去看万里叠浪，

有些人走向山，去寻古寺清庵，

也有些人选择成为一块砖，

被砌进了守望灯火的墙。

或许直到最后，

很多人只是踏进过浅滩、

只是被谷中青雾沾湿衣裳，

而砌在墙里的砖，

却用一生记录下了时间的风霜。

高墙还是那道高墙，

有多少人还记得，

他们年轻的模样，

他们来时的模样。

现在，父母都老了，

母亲从曾经爱打我的年纪，

到了现在这般爱打扮的年纪，

父亲也从曾经爱做梦的年纪，

到了现在这般爱做菜的年纪。

母亲的退休生活是帮我们带孩子，而父亲对于退休生活的畅想，则是想带着母亲多出去走走，去老家农村吃席喝酒，去好好感受这世间的烟火。

而我要做的，不过是沿着父辈们的足迹，

用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去回答那三个问题：

你是谁？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来这里做什么？

后记：

母亲退休时，就想写一篇老警察的故事，但是总觉得父亲还没退休，把一篇简简单单的回忆弄得很销魂感觉也不太好。总算等到父亲也马上退休了，马上要开启让我艳羡的生活新阶段了，才想着要把这个想了几年的稿子完成。

监狱警察的故事着实不精彩，舞台中央也不是我们的位置，但是那些没有被聚光灯照射的地方，我们一定也曾见过，那些被台上的光映出轮廓的脸庞。

来过了，也就不负此生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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