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佛系，重建现代个体态度与民族文化道路 | 社会科学报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十余年来倾向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日有增加，以至于他本人也在1922—1926年的四年时间里，独居自修、与外隔绝以求“出世”。比如，有奉行吃斋、念佛、读经、参禅、打坐等生活的人，还有扶乩、拜神、炼丹、修仙等样的人。他指出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大抵是因为连年战乱和生计局促，无法过上安稳生活，这是佛化生活流行的外在原因。而究其内在原因，就是中国人无法在西化思想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传统文化又无法提供可信服的人生思想。同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而新的文化思想尚未建立，是其主要原因。就其个人而言，更多的是为自己和中国求得一个美好未来的全部努力，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遭到无情的嘲弄。

于是，滥觞于上世纪民族国家现代化命运的探索，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态度面对并进入现代化，就成为现代化道路的内在文化要求。这其中揭示了一个被宏大历史叙事所“隐蔽”的重大问题——如何面对现代生活，现代世界对个体的异化以及个体间的疏离感并不能被一劳永逸地克服。在现代历史进程中，这始终存在于民族性的精神生活之中——对于个体而言内化为自我的人生态度，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则外显为文化路向的抉择。

重构现代刚毅、奋斗的人生态度

同样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对青年人大声疾呼：“我之所以想要这样涕泣陈词，只是希望我们国家的新鲜活泼的青年人，能够自我觉醒并奋斗！”近代中国在经历了从器物、技艺到政治体制、机制的漫长摸索之后，伦理文化层面的诉求就成为“最后的觉悟”。于是，“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当然，这种觉悟的发生，一方面是面对古今之变——三千年之大变局——现代生活的人生哲学、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出路问题的觉悟。如此，二者发生的现实境况就表现在个体生命的价值追求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命运纠缠在一起。

当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与百年前无路可走的历史境遇截然不同；但是，个体生命的精神状态再次与民族国家命运相关联。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佛系也逐渐从一种厌世、逃避的人生态度与情绪，转变为一种无欲无求、不悲不喜、云淡风轻的生活态度。当生活的天平在机会运气、阶层固化、代际传递面前失衡时，佛系给人开出了一副“清凉散”的药方，但是终究不可能让人在彼岸世界获得真正的解脱。

当然，如果仅仅把佛系作为一种纯粹个体的、自然的生活状态，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在面对现代大变局的民族与个人双重冲击之时，佛系不仅不能带来正确引导，反而将人与社会导向歧途，应该大力反对。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么有几个是从此而得救的呢？还有那许多人就是该死吗？既不能把人渡到彼岸，却白白害得他这边生活更糟乱，这是何苦？不但祸害人而且糟蹋佛教。”那么，面对于此，中国人进入现代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使命就是重构奋斗、刚毅的人生哲学与态度：“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的一关，不能使他从佛教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见其真。”这一点从梁漱溟先生的个人际遇中得以集中展现：经过四年吃斋念佛的真实人生体验，即便个人心向往之，但面对芸芸众生终究不可行。而这更多的是在面对父亲梁济“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疑问上，个人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要为了这个世界。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年前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还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面对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时，重塑国人的文化态度是彼此的共识。

佛系的产生无论是个体性还是民族层面的原因，无论是自然状态还是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走出”。于是，走出佛系，就成为一种现代的人生态度、一种构建现代文明生活的能力，即这种刚毅、奋斗的人生态度是从何处来的，在现代生活中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首先，在中西文化关系上，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困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如何“自己做主”的问题。正如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化的“两难”——如何在全盘西化（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但是，受制于历史现实条件，简单地把“现代化=西方化”就无法走出这一文化难题。这种现代人生态度的重建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且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激活是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之后。其次，刚毅、奋斗的人生态度是在中华民族现代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在精神生活，还有社会生活、物质生活等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梁漱溟先生认为“刚”可以概括孔子全部哲学，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而奋斗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最后，这一人生态度的构建并不是“先在”的、预先设计的，而是在历史的实践中“活出来”“过出来”的。在历史辩证发展中，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中华传统刚毅文化的现代继承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青年人。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奋斗史。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在回顾百年前的巨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更不会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结合论

如果说“走出”佛系，是个体自我现代人生态度的重建（心性）要求，那么这种重建的可能性又是与民族文化资源及其文化路向的抉择息息相关。比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重构了天主教禁欲主义的伦理观，而为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职业活动赋予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观，这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成就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并进一步得出资本主义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的结论。因而，一方面，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西方文化必然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以至于产生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知定势，并采用西方化的方式进入现代化；另一方面，如果抛开理想型资本主义的文化决定论标签，这也向我们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植根于自身的文化资源，并在文明互鉴中解决现代性问题。

于是，“走出”佛系的方式与思想文化支撑蕴含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与现代转型方式上。然而，历史吊诡之处在于，百年前的全盘西化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在“走出”佛系的文化态度上共同指向了西化。在经历了近代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制度变革之后，以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自我认知与审视同样也是站在“现代高度”，固执于传统文化的文明路向显然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即传统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是不可避免的。梁漱溟先生就把世界文化划为三种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而印度文化则是意欲反身向后为其根本精神的。于是，三种文化就对应三种路向的人生态度——第一种向前奋进、改造局面的路向，第二种是不去要求解决而是变换、调和、持中的态度，第三种是想取消问题、转身向后的做法。很显然，三种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在路向上是与现代化相匹配的，而且文化路向上的不同导致相互之间无法融通调和，这又把中国传统文化推上了“绝路”。于是，在面对现代化时传统文化没有出路，全盘西化又在现实的政治与社会运动中屡屡失败，第三种佛系的路向似乎就成为无奈之下的选择。

这一现代中国文化路向难题的根本解决，是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之后，在辩证逻辑之下找到了自我做主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历史证明，我们在面向现代化的文化路向上，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文化结合论。当然，这是从马克思主义“从后思索”的结论。第一，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路向的转变不是简单的西化、重走西式的现代化之路，更不是“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的返归，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批判的高度上而展开的，这一历史进程也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同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过是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人重新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历史抉择，也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二，踟蹰不前的人生态度在革命斗争中得以洗礼与升华，使得爱国主义与团结奋斗成为时代精神。也就是说，中国人“走出”佛系的心路进程，并不是自我觉醒的中国传统悟道方式，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启蒙方式，而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人生态度的现代重建就与国家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这集中表现在彰显自我的觉醒意识与整个民族的觉悟相统一，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从而在精神层面凝聚起四万万民众政治上的“爱国心”。改革之初则表现为迷茫人生的“潘晓之问”——在时代的前进道路上，“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在刚刚拉开改革大幕的中国社会中迅速引发共鸣与反思。然而，并没有自怨自艾的80一代凭借着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第三，“走出”佛系，也是现代中国人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必经之路。百年前，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觉悟”到唤起人民的“精神主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完成“精神突围”，在自强不息、阳刚干动的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上重构了现代革命奋斗精神。从主观世界来到客观世界，表现为民族复兴的觉醒意识与行动意志，构成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赓续精神血脉，最终以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实现精神之中国的独立。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8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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