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差距在于缺乏幼时“砸缸救人”的那种勇气和魄力

司马光的聪明好学、博学多知和勇敢无畏，越来越被父亲喜欢，更加努力地培养自己儿子。甚至于，就连平时涉政、郊游和访友都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下增长了见识，被夸赞“凛然如成人”。

由于各项都很出色，司马光被当时的许多大臣和名士一致看好，尚书张存甚至主动订立婚约将女儿许配。1038年，也就是宝元元年，十九岁的他果然不负众望，一举就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同年，又迎娶张氏为妻实现了双喜临门，实在是羡煞旁人。

1039年，也就是宝元二年，因为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也主动申请改任了苏州判官。不过，正当他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时，母亲却不幸病逝了，从此辞官回乡丁忧守孝。

党项人是西羌族的支裔，最早盘踞于青海一带，长期都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还在唐末平定黄巢起义时被唐僖宗册封为夏国公。北宋建立后，首领李继迁率部归顺，但依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随着辽国崛起，他们又向对方称臣，基本上臣服于两强之下。

通过对吐蕃和回鹘等地的征伐，党项人逐渐夺取了西凉府、甘州、瓜州和沙州等地，势力范围扩大后也拥有了与宋辽叫板的资本。1032年，李德明病故后由太子李元昊继位，开始了更加疯狂和激进的扩张之策，甚至图谋称帝建国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

可惜！宋军对外作战的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只不过，北宋的国力太过强大，以至于西夏“不败而败”，实在是因为耗不起才被迫媾和。

1041年，也就是庆历元年，司马光刚刚为母亲服丧期满，父亲司马池却病死在了晋州。于是，他和兄长司马旦扶灵回到了故乡夏县，悲痛地表示“平生念此心先乱”。

为父丁忧期间，司马光将满心的悲哀都化作了创作的动力，写出了《四豪论》、《贾生论》和《十哲论》等名篇。同时，他也真切感受到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和无奈，希望入仕为官安邦治世。

1044年，也就是庆历四年，司马光丁忧结束后重新为官主政丰城县，短短半年时间便“政声赫然，民称之”。两年以后，他接到诏旨调任大理评事，从此成为了一名京官。

1047年，也就是庆历七年，贝州农民王则起义后自称东平郡王，开始与朝廷公开为敌。当时，司马光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正担任着枢密副使，他连夜写成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对方献计献策，提出了恩威并施和分化瓦解的策略，仅仅两个月便平定了这次起义。

1055年，也就是至和二年，庞籍前往并州出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也在他的提携下改任了并州通判。当时，他已经年满36岁，虽然和妻子张氏恩爱如初但却始终无儿无女。

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张氏不愿意委屈丈夫，于是悄悄购入一个美女为妾。不过，司马光竟然无动于衷，甚至连看都没看，表现出了高尚的情操和人格，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客观来说，司马光的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的“模范官员”，除了不贪财、不恋权和不好色，而且还心怀社稷和忠君爱民。问题来了，就是这样一位“楷模”，为何会亲手开启了北宋党争，又亲手摧毁了王安石变法？

或许是多次在基层履职的缘故，亦或许是成熟稳重的缘故，司马光的政治理念日益保守，与青年时期简直判若两人。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自己的“一生之友”和“一生之敌”王安石，二人相互敬佩但却相互不服。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12月，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比司马光年轻两岁。毫无疑问，二人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也都是为了实现大宋王朝的中兴，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对于国家的现状，王安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且还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只不过，当时的宋仁宗已经力不从心，故而没有准奏，只是嘉奖了他的忠君爱国而已。

在王安石的推动下，被称为最后一次机会振兴北宋的“熙宁变法”开始了。果然，变法很快就初见成效，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但是！由于这次变法的步子太大，胆子也太大，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王安石此人太过于理想化，也太过于天真，认为所有人都会像自己一样支持和维护变法。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了反对派，甚至就连中间派也临阵倒戈了，比如司马光。

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尽管认为这种“高大全”的变法举措极难成功，但还是抱着谨慎和乐观的态度予以了支持。最起码，他没有进行过明确的反对，也绝对不是反对派的成员。

就以王安石变法中最著名的“青苗法”为例，规定各州县的农民在夏秋两收前可以向官府借贷现钱和粮谷。当然，各地官府也会收取不高的利息，这样既能缓解农民困难，又能增加朝廷收入，看起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实际的变法过程中，各级官员往往都是阴奉阳违，理解力和执行力都出现了重大偏差。于是，有人为了谋取私利而提高了利息，有人为了骗取政绩而虚报了产量，各级政府层层加码欺瞒朝廷。

除了青苗法，像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和均税法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句话，经书不错，但却被一级一级的和尚们念歪了，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加之，反对派们利用一切手段破坏新法，甚至采取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同归于尽之策。于是，越来越多的百姓们开始怨声载道，开始采取了怀疑和抵制的态度。

最关键的是，曾经无比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开始犹豫了，在一班近臣和权贵的诋毁下终于动摇了。见此情景，反对派们一拥而上纷纷落井下石，郑侠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皇帝作为证据，文彦博还把“天久阴”和“华山崩”等不祥之兆拿出来说事。

在反对派和改革派硬杠的同时，中间派们却开始变节倒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司马光。一次，他和王安石甚至当着宋神宗的面进行唇枪舌战，而且谁都不肯让步，一个坚持“大刀阔斧”，另一个则坚持“徐徐图之”。

在反对派的持续攻讦下，宋神宗终于不再支持王安石，甚至下旨废除了争议较大的部分新法。老皇帝驾崩后，年仅八岁的赵煦继位，朝政大权完全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把持，而她历来就非常仇视新法。

1074年，也就是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免了参知政事一职，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被贬为江宁知府（今江苏省南京）。同时，司马光被朝廷召回担任参知政事，他不仅重新起用守旧派大臣，而且还接连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法。

身处江宁的王安石欲哭无泪，眼见自己呕心沥血的成果被消除殆尽，已经到了五内俱焚的程度。结果，他在第二年就郁郁而终，带着无尽的遗憾闭上了眼睛。

得知王安石过世的消息，司马光显得十分悲痛，还坚决要求优渥对方的家属和亲眷。据《宋史》记载: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

可以说，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没有个人矛盾，只是政见不同而已，算得上是君子之争。只不过，正是他的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不仅直接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而且丧失了北宋最后一次可以中兴的机会。

如果，当年的王安石变法能够取得成功，北宋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但是，这也只是假如而已，历史无法回头，更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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