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他有空明高蹈之气、贯通博雅之学、深邃峭拔之思、颖慧奇妙之悟。在多学科多领域建树卓著。就他的散文而言，是当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
一个人的成长往往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许多因素中有的是必然因素，有的是偶然因素，只有不不失时机地抓住各种有利因素，才能成才。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１９２４年，季羡林１３岁，他报考了正谊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爱国者鞠思敏老师。
１９２６年上半年，季羡林在正谊中学上了半年高中，夏天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这里季羡林遇上了那位对他有特殊恩德的老师—王崑玉，他的成才与王崑玉老师的培养与爱护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文学方面，王崑玉老师有着很高的造诣，他自己也颇好古文，在恩师的影响下，季羡林的国文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认真阅读古文，对于像韩愈的《韩昌黎集》、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等，他都百读不厌，背诵如流，打下了雄厚的古文基础，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喜欢抒情散文，并且注意到个名篇佳作的不同风格，吸取其中的营养，形成自己的风格，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正是在众多恩师、教授的影响下，季羡林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竭泽而渔”的精神，成为了一代学界泰斗，成为学问和气节的象征。他在回忆录中，深情地怀念了王崑玉先生。
我的老师王崑玉先生
王老师是国文教员，是山东莱阳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文士，也写古文。所以王先生家学渊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古文写作方面更为突出。他为文遵桐城派义法，结构谨严，惜墨如金，逻辑性很强。我不研究中国文学史，但有一些胡思乱想的看法。我认为，桐城派古文同八股文有紧密的联系。其区别只在于，八股文必须代圣人立言，《四书》以朱子注为标准，不容改变。桐城派古文，虽然也是“文以载道”，但允许抒发个人感情。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微乎其微。王老师有自己的文集，都是自己手抄的，从来没有出版过，也根本没有出版的可能。他曾把文集拿给我看过。几十年的写作，只有薄薄一小本。现在这文集不知到哪里去了。惜哉！
王老师上课，课本就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不是每篇都讲，而是由他自己挑选出来若干篇，加以讲解。文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义法。他讲的义法，已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基本是桐城派，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老师选讲的第一篇章是比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读（徐文长传）书后》。我从小学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变。我仿佛驾轻就熟般地写了一篇《书后》，自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意竟获得了王老师的青睐，定为全班压卷之作，评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当然很高兴。
我不是个没有虚荣心的人，老师这捧我就来了劲儿。于是就拿来韩柳欧苏的文集，认真读过一阵儿。实际上，全班国文最好的是一个叫韩云鹄的同学。可惜他别的课程成绩不好考试总居下游。王老师有一个习惯，每欠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占用一些时间，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排列是有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语，但有时候他还会当面说上几句。
我的作文和韩云鹄的作文总是排在最后名，最后一名当然就算是状元，韩云鹄当状元的时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总是被我们俩断，几年从来没有过例外。
（作者：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