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晌午，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和我通了电话，就他的一篇文章谈了他的想法。放下电话，我回忆起了我们在青岛开发区的一次见面……
“薛家岛的北营房在哪里？我在那里当过兵。”
站在青岛开发区的电视塔上，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急切地问我。此刻，是公元1999年8月19日。
“瞧，那就是北营房，我用手指着山下一片葱绿掩映的整齐房屋说。”
“北营房如今已经归属武警部队了，武警部队的新兵训练，部队集训都在那里进行。”我向李存葆老师介绍说。
李存葆这次来济南军区调研，百忙中安排时间专程到青岛开发区寻找曾经驻防过的北营房，这里，是他从军的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他拿起笔开始创作，奠定了日后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1946年，李存葆出生在山东五莲县一个半山半崖的村庄里，齐鲁大地传统的文化氛围给了他文学上的灵气，淳朴的乡风则孕育了他做人的正直和善良。1964年，他参军来到青岛驻军某部，与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当战士、班长、排长，后调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1970年调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任创作员。任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后到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工作。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院长，少将军衔。发表了三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高山下的花环》，该作品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在陪同李存葆老师旧地重游的间隙，我和他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切入了军事文学。
1970年，时任团新闻干事的李存葆，由于创作成绩突出，被调到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即前卫歌舞团前身）担任创作员正式步入了创作之路。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近千首诗歌、歌词、小说、散文和大中型剧本，大部分作品发表或上演，并有一些作品获了奖。在绿色的军营里，李存葆像蜜蜂一样辛勤地采撷着，奉献着。
1979年春，李存葆以作家身份赴云南边陲采访，紧接着又去广西某部体验生活。在采访中，李存葆耳闻目睹了一个个豪情悲壮的故事。官兵们的铁骨柔肠，无时不在感动着他。他热血澎湃，激情飞扬，1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一蹴而就，见诸报端。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的现代战争选题得到参会的《十月》编辑部编辑的认可，当即拍板作品问世后由《十月》编辑部首发。会议结束后，李存葆在北京一个部队的招待所里，闭门谢客，挑灯夜战。20天后，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带着钢笔水的清香，摆上了《十月》编辑部编辑的案头。
《高山下的花环》甫一问世，立刻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在全军则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全国有74家报刊连载这篇小说，50余家剧团将小说改编成各种剧目上演，国内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累计印数达1100万册。英国、法国、日本和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这本书。1989年，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20本的世界文学丛书，其中也有《高山下的花环》。
《高山下的花环》全面展示了新时期军人默默奉献的情怀和对祖国的忠诚，对亲人的挚爱，如一朵报春花，通报着军事文学百花满园的消息。在无数的感动与泪水中，人们记住了梁三喜、靳开来，记住了沾满英雄鲜血的欠账单，记住了崇高的生、壮烈的死，记住了那加之于人物命运之上的悲欢离合。与此同时，人们知道一位军旅作家的名字———李存葆。在建国35周年大典上，以《高山下的花环》书籍造型的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形象，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参加国庆观礼人们的一致赞美……
李存葆是一位典型的山东汉子，他皮肤粗黑，为人忠厚善良，《高山下的花环》的主人公梁三喜身上就有李存葆的影子。 “文品如人品”，正因为他的坦荡和正直，豪爽与热情，所以他的作品气势雄伟，跌宕起伏，洒脱豪放。
上世纪80年代初，李存葆先生发表了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举成名，其后又发表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再一次赢得广泛好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李存葆先生开始主攻散文创作，先后发表了《我为捕虎者说》《沂蒙匪事》《东方之神》等散文。特别是他的散文集《大河遗梦》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备受关注。我们的谈话也就围绕散文展开。
对于散文创作，李存葆先生有着很多独到的见解。他说：“散文是讲究气、韵、趣、味的。气可以是狂涛飞瀑也可以是平湖静波，总是宜正不宜邪；韵可以是晨钟暮鼓也可以是蝉噪虫鸣，总是宜雅不宜俗；趣可以是武松打虎也可以是云中观月，总是宜高不宜低；味可以是熊掌鲍鱼也可以是黄瓜土豆，总是宜淳厚不宜寡薄。”
近年来，李存葆的笔触由小说转向散文，原因在于他对生活的观察视角和切入点发生了变化。在他的散文中，“人性生态”和“自然生态”是两大创作母题。他认为，“真”是文学必备的品格，真情实感是一切艺术赖以生存的根基。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近年来，各种性情散文、文化散文、休闲散文增添了散文的丰富性，但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小调的软性文字。李存葆先生认为，这些散文不应该是“主流散文”，他提倡的是充满文化含量的“大散文”。
李存葆先生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篇幅长、分量重，他写作的速度还相当快。当年写作《高山下的花环》，他仅仅用了十几天，而《永难凋谢的罂粟花》也只是用了二十几天。相比较而言，他写小说速度较快，基本一遍成稿，而写散文的速度稍慢，有时要改动两三遍。因为，对于散文，他倾注了更多的思考。他认为，在中国灿若星河的文化宝库中，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在当今的散文创作中，怎样才能拟古而不泥古，鉴洋而不见洋，是散文作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在散文的语言上，李存葆先生就下过一番功夫，他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他的散文语言比较注重节奏美，尽量不用读者比较熟悉的语言。说着，他拿出自己的散文集《大河遗梦》，随便挑出其中一些语句给笔者看：“哦，太阳老了。月亮老了。历史老了。黄河，你也老了。”
当提及年轻一代应该如何写好散文时，李存葆先生说：“应该重视古典文学的学习。”他认为古典文学词章华美，意蕴深刻，流传千百年仍然熠熠发光，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在波涛翻卷的金沙滩，李存葆格外激昂，军旅作家的气概就像大海的一样不遮不揽。李存葆说：“好的文章应该让历史检验。也许我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是美丽的。”
“探求的过程是美丽的”这句话在笔者的耳边久久回荡，再看看李存葆先生那不知疲倦的眼睛和双手，笔者内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
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北中国的风》曾经得到过也是军旅作家的冯牧老师的指教，冯牧老师在百忙中为我撰写了序言。李存葆老师翻开我的散文集，细细读起冯牧给我写的序言，那一刻，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李存葆老师对我说，他对老首长冯牧充满了敬意，《高山下的花环》写作完毕后，他将文稿送给了冯牧。冯牧老师在百忙中通读了全文肯定这是一部好稿，但觉得有些地方过于尖锐，提了意见，建议我修改。按照冯牧的要求，李存葆对《高山下的花环》作了修改，《花环》发表之后，广大读者一致叫好，反响极其强烈，冯牧亲自撰文对《高山下的花环》进行评述，在冯牧评论的引导下，全国数十家报纸发表了赞扬的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连播。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多得只能用麻袋来装。正是冯牧老师的指点，《高山下的花环》才起到了起到了净化人们灵魂的作用。
李存葆向我面授机宜：他认为，写散文比写小说付出的精力更大，将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汉字小方块，排列成稍大一点的方块，并鼓捣得活蹦乱跳，明智达理实在不易。假如后人选编今人的《古文观止》，如果当今哪位作家有一篇作品入选，那就很值得庆幸，如果能选上几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了。写小说，每天能写六七千字，写散文每天最多只能写2000字。他说，他的散文都是一句一句“抠”出来的。
我说，李老师，您的散文作品都有一种气质，教人向上教人正义……他十分赞同我的这种看法。他说，影响他作品气质的，他觉得主要是山东尚武、强悍的民风和自己从军的经历，在《鲸殇》、《大河遗梦》、《祖槐》、《飘逝的绝唱》里，他都是饱含激情，用自己的良知和心灵的高度去写散文。因为散文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李存葆虽为知名作家，但却十分谦虚，这是他的气质和人品。他以自己的写作感受和经验来娓娓相谈，与他谈话不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不论是哲学还是佛学，他思路敏捷，出口成章，时而背诵名家名句，时而引经据典，面对他的学富五车，我不禁肃然起敬，而作家却戏称只有初中文化……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历史碾过的痕迹，每段生活内容都是时代背景的特写，而对于作家，由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体现在他们身上会更深沉些，深沉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姿态。李存葆丰富的人生阅历孕育了他深沉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