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卧底，原因居然是他他清廉了。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记录他对郭汝瑰的怀疑，此事在电视剧《大决战》中也展现得比较详细，这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怀疑：郭汝瑰租房子、用破沙发，就被杜聿明怀疑是卧底，那么当年蒋系中将一个月的薪水是多少？他是真的买不起房和家具吗？
我们在其他电视剧中看到的蒋系将军，几乎个个骄奢淫逸，就连军统少将沈醉，也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下去“督察”一圈，就收了一栋别墅、一辆德国高级轿车、几十根金条、二百多颗珍珠，他沾郑介民的光，从上海往重庆倒卖五百桶汽油，一次就赚了五百两黄金，倒卖一千桶的郑介民，赚了一千两（上海一桶汽油一两黄金，运到重庆卖二两，用军统的卡车，没有运费）。
像郑介民那样的中将（郑介民在当军统末代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前已正授中将）、沈醉那样的少将（沈醉在昆明被抓前也已晋升中将），已经到了“工资基本不动”的境界，同为中将的郭汝瑰为何如此清贫？他仅凭薪水，真的过不上好日子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一看电视剧《大决战》的相关描述，再来看看“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关于自己薪水的回忆录，或许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电视剧《大决战》中，看见郭汝瑰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向“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顾祝同一听就明白了杜聿明的意思：“光亭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应钦）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杜聿明语气沉重：“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清廉得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顾祝同有点兴趣了：“什么东西？”
杜聿明一字一顿：“清明无畏！”
顾祝同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光亭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他是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老蒋的文胆陈布雷）呢？难道他也是共产党吗？”
杜聿明反驳：“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顾祝同仍然不信：“不至于，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杜聿明遗憾的语气中还有点敬重，但那敬重肯定不是对顾祝同：“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杜聿明当然没有看错，郭汝瑰的战略规划确实做得很好，看起来可行性极强，几乎是天衣无缝，难怪顾祝同、何应钦和老蒋都看不出问题——这里面最高明也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方案，在老蒋批准后，马上就送到了西柏坡我方最高层。这就像下军棋，一方明棋，一方扣着，明棋一方的兵力必然会陷入包围，军长和司令肯定会碰到对方的炸弹。
郭汝瑰的战略战术素养，在当年的蒋军中绝对堪称一流，但是这个“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居然没有官邸也没有私宅，这就令人十分费解了：无论是沈醉还是毛人凤、郑介民，妻子名下的房子都多得数不清，同样是蒋军，为啥最有能力的郭汝瑰过得如此清贫，他的薪水都哪去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些表面上真假难辨的图表是信不得的——谁都可以随便制一张表，说上将年薪百万，也可以说中将只有三毛。
要找历史依据，还得去看级别相似的原蒋军将领的回忆录，那里面有他们不同时期不同级别时的薪饷。
沈醉的回忆录只说他捞了多少外快，这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那点工资，而比较执拗倔强的文强，则是有啥说啥，他在《口述自传》中具体介绍了自己当校官和将官时能挣多少钱。
文强脱离组织后，由张治中、程潜等人作保，又经戴笠力邀加入了军统，于1936年出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政治指导员。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清楚：“戴笠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党代表，在这里受训的都是些大学生，有男的也有 女的。他说：‘说老大哥，你的情况我了解，现在想请你在我们这里的杭州警官学校当第一大队的指导员。当一个大队的指导员，你的资格够了，我的权限也只有这样大了。 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个学校，每个月可以拿八百块钱。过去的事情 不谈了，一笔取消了。’”
文强当中校的时候，每月的薪水是八百元，那时候发的是银圆，所以他出手很阔绰，他送给别人一条小被子，里面就能拆出五十块现大洋。
文强在1946年担任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晋升中将——电视剧《渗透》里的那个李维恭，好像跟文强是前后任。
李维恭一年能从于秀凝和许忠义的“生意”中每年分红二十万美元，那也不是不可能的，跟沈醉和郑介民相比，还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就没有郑介民和沈醉不敢倒卖的。
文强当然不是李维恭的历史原型，总体来说，文强还是比较清廉正直的，他后来从“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的任上调往徐州去给杜聿明当副参谋长，程潜的参谋长、黄埔一期生刘家绪还特意提到了他的工资：“哎，你晓得不晓得，你升官了。光亭有个信给你。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红军时期的叛徒），杜聿明还不大放心他。让你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一切都归你管。你是黄埔学生嘛。你和那个参谋长都是中将， 待遇一样，你也是一千二百块钱。他也是一千二百块钱。杜聿明特别看重你。”
文强当中校的时候每月八百块钱，当中将副参谋长的时候是一千二百块钱，但在淮海战役期间，一千二百块钱就不一定是银圆了。
郭汝瑰和文强都是中将，而且都深度参与了淮海战役，按理说薪饷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郭汝瑰很穷，文强还在意并清楚记得工资，而沈醉连自己工资多少都不屑一提呢？这里面，可就大有学问了。
军统局少将副局长（职务军衔中将）戴笠坠机后，“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后升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毛人凤在升任副局长前一直是代理主任秘书）直接被任命为军统局正局长，后来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还是首任局长。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但是他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
郑介民为何把着局长的大印不放？沈醉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他在《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郑介民》中披露：“他的老婆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
看到这里，读者诸君应该明白郭汝瑰为什么生活比较拮据了：他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清水衙门，既不管人，也不管钱，每天对着地图搞规划，弄好了，功劳是顾祝同和刘峙杜聿明和前线司令、军长、师长的，打败了，他就得背黑锅。
郑介民宁肯放弃“国防部常务次长”，也不愿意放弃军统（保密局）局长之位，其中的奥妙，读者诸君想必都十分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