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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巴黎去世，享年94岁。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4月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他的代表作品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笑忘录》、《布拉格之恋》等。昆德拉是最具盛名且作品畅销的作家之一，曾获欧洲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捷克国家文学奖等，并6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社会科学报》曾多次刊发关于米兰·昆德拉的相关文章。而今特此节选旧文重刊，以表深切哀悼。
昆德拉：中国十八年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03年06月12日第8版）
昆德拉何以在中国“热”？在思想、文化、文学空间日趋见大的今天，我们尽可首先承认其中的“政治性”。不过分地说，昆德拉其人其作的“政治性”经历了50年的风雨行程，生活在相近的意识形态中的中国受众在直感上与之亲合的重要心理因素。人们在读解昆德拉的过程中也同时在感受、重温、思考自己的历史与经验。
昆德拉从整体上定位，并非是一位政治性作家。“政治性”只是解读他的（第）一个层面。昆德拉关心的或更关心的是“人的存在”这个具现代性的大问题。在创作实践的意义上讲，它转化为“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的可能性”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指向。以积极的反抗行动面对悲观的世界、以人的自觉寻求自由的未来，这似乎才是昆德拉之本欲。
昆德拉之“中国热”，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小说的突出艺术成就。王小波曾有言：没有感性的天才，就没有杜拉斯的《情人》；没有犀利的解析，就没有昆德拉。对小说中的“思辨”的评价自然有见仁见智之说。但只要阅读昆德拉，思想便不能不被他的“思辨”所激发、激活。
听昆德拉谈乐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03年06月12日第8版）
《被背叛的遗嘱》第三章“向斯特拉文斯基即兴致意”，毫不夸张地说，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读到过的中外文献中有关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意义和音乐价值最有说服力的文字，其中还兼有许多对巴赫、雅内坎（Clement Janequin，16世纪法国尚松代表作曲家）和巴托克作品的妙评。
昆德拉俯瞰整个西方的文学史和音乐史，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视角窥见到了斯氏所有音乐创作的实质。
昆德拉以一个文学家特有的诗意语言说道：
“一个意象追逐我：按照老百姓的信仰，要死的人在弥留之际，看见的是往日的全部生活在眼前浮现。
昆德拉的锋利笔触不时地刺激和提醒我们注意，现代艺术不可替代的独特美感和在艺术上 的重要性，“它的全新美学和它综合性的智慧”。
“生命之轻”的对话
——作家韩少功和翻译家许钧教授专访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2003年09月18日第8版）
1987年，作家出版社推出韩少功和韩刚合译的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把这位捷克作家正式带到了中国读者面前。
16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获得授权，再次翻译出版昆德拉作品，中国又一次掀起收藏、阅读昆德拉热潮，而这次是由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博导许钧翻译了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作品，并改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缘于昆德拉，两代译者16年后相聚，开始了一次关于“生命之轻”的对话
记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您对文本的理解，但是您又不能过多地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在译文中，这之间的度您是怎么把握的呢？您认为译作与原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韩少功：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在一种新的语言文化环境里进行创造。
许钧：我理解中的昆德拉具有对哲学深刻的思考，有宽阔的文化视野，有对小说技巧的革新，而且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记者：这两次翻译的书名不一样，韩少功的译本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的译本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分别是出于什么考虑？
韩少功：Being是形而上学的中心词，它曾经被译成“存在”、“生命”、“是”……前人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把它译成“活着”，于是就有了著名台词：“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我译昆德拉也参照此法，于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许钧：这部小说无论英文还是法文本，都是所有格，就是“生命之轻”，“生命”是修饰“轻”的，“中”与“的”之间是有差异的。比如“生命的长与短”与“生命中的长与短”之间的差异，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法文的表述我认为是“生命的轻”而不是“生命中的轻”。名字不同，给大家提供不同的阅读可能性。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真正的流传在于广大读者本身。我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生活在别处》中，米兰·昆德拉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只不过，这一次，不论我们是否擅长，都必须与他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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