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印度电影，大家首先想到的估计都是阿米尔·汗等人。
今天要介绍的导演毕查德·汉巴塔和女主雅弥·郭德姆，对于国内观众来说都算陌生，不过两人的首次合作却有意外惊喜。
因为太敢拍了！
女主角是少见的恶女形象。
奈娜原本是幼儿园老师，她是孩子们眼中的甜心天使。
然而，请假三周又突然回来后，在星期四这天，她借着为小女孩妮哈丽卡过生日的名义，把枪对准了这16位小朋友。
单纯的孩子们还一无所知，奈娜已经主动打电话告诉警方自己劫持了她们做人质。
一起被绑架的还有幼儿园的校车司机和助理阿姨。
同时，她还进行了网络在线直播。
这分明是恶魔啊！
接下来，影片围绕“奈娜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展开，悬念和险象层层叠加。
首先，她指名道姓，要和贾维德汗对话，让这个督察负责处理这起案件。
老贾到来后，她又发布了一段视频，对着全网，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要求：1个小时内打到自己的账户5000万卢比。
满足要求，就放一个孩子走；不满足要求，就按照字母顺序，每隔一个小时枪杀一个孩子。
不过，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围观网友，都没把奈娜的话当回事。
上级长官命令警方快速控制住局面，另一个女警长决定强攻进入幼儿园。
这一幕被媒体在网络上实时报道后，看到消息的奈娜被激怒了。她毫不犹豫对着名字排在首位的阿卡什扣动了扳机。
警方、家长、记者、网友等都被这个疯狂举动吓到了。
失去理智的人是最可怕的，无疑，这时候的奈娜已经切实拿到了主动权。
故此，她又提出了自己的下个更疯狂的要求：要和印度总理面对面谈谈。
与此同时，当老贾和奈娜周旋时，警方围绕奈娜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
奈娜的未婚夫和母亲作为罪犯关联人被请到了警局。
面对警察的盘问，两人的临场反应对比十分鲜明。
未婚夫惊慌失措，且一头雾水，他不明白奈娜为啥突然发了疯。
而奈娜的母亲冷静质问：14年前，强奸我女儿的罪犯，你们找到了吗？
基于此，奈娜的往事通过插叙的方式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奈娜16岁生日当天，这样一个寻常的星期四，她被校车司机强奸了。
由于印度强奸案频发，警方早就见怪不怪。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老贾还是个年轻督察，为了快速升职出名，他随便糊弄奈娜一家后，就集中精力去解决另一起关注度更高的枪杀案去了。
然而这件事对奈娜一家影响巨大。
奈娜的父亲因此郁郁而终，母亲自此潜心宗教，奈娜也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正如伊藤诗织所言:“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
尽管14年后的奈娜看上去如此善解人意，但她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pstd（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仅日常需要靠药物维持，就连未婚夫的亲密触碰都让她觉得难以接受。
一个曾经的受害者，走上现在的极端道路，当然不是为了玩杀人游戏。
事实上，她从来没伤害过孩子们（阿卡什假装晕倒）。外界大雨倾盆，一片糟乱，小朋友们一直在屋子里玩耍、午睡。
她是勒索了政府五千万卢布，但全捐给了强奸康复受害者的非政府组织。
她要见总理，是想倒逼这个最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女人立法，把强奸犯判处死刑，让坏人不再逍遥法外。
说到底，奈娜不过是想让这个国家给女性们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
印度，曾被lonely planet旅行指南列入“最不适宜女性居住地区”。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NCRB）2020年的报告，印度平均每天报告77起强奸案，全年共发生28046起此类事件。
悲剧的根源，在于犯罪成本太低了。去年，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沙拉德·鲍伯德，针对两起案件公开发表言论称““强奸犯只要娶了被害人就不用进监狱” “婚内强奸不算强奸”。首席大法官能发出此等言论，不难想象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观念了。
作为一部商业片，《星期四》的套路其实不算新鲜。
它的构架和叙事是标准谈判电影套路，有主角、人质、媒体、政府官员、警察和司法等公检法部门全方位参与，紧张感十足。
影片的核心犯罪动机，即主角用非常规手段寻求正常自我诉求，我们能看到很多国内外作品的影子，像《开端》《误杀2》以及原版《迫在眉梢》等等。
故此，《星期四》的大胆之处，不仅是聚焦于印度臭名昭著的社会问题——强奸，还在于它从上至下将这个国家的多年积弊都指了出来。
上面提到的贾维德·汗，他身上暴露的是警务系统低效渎职的问题。
节目总编导将热门时段给台里没有存在感的主播沙阿尼，图的是她被劫持儿童的母亲身份。
而女主播沙阿尼 为了流量和收视率罔顾事实真相，试图利用媒体引导大众对奈娜进行一场名为“正义”的审判行径。
大众的漠视和异化，在这部电影里也被控诉了出来。
在网络投票环节里，“司机、保姆、孩子”三人的投票从“100%、0、0”，逐渐变成了“97%、3%、1%”。
围观者带着玩乐的心态判处别人死刑，这种隔着网线远处的恶永远不要低估。在如今复杂的网络环境里，这样的人可能不在少数。
而以女总理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系统，在法律上的不作为和对性侵案件的忽视，更是让罪犯猖狂嚣张的助推者。
这种社会生态就像罗翔老师所讲述的那样：“纵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动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
作恶犯罪的成本太低，维护正义的成本太高，世界不该如此啊。
当国家机器犹如一潭死水时，整个国家的人都装聋作哑时，奈娜深知，极端是自己被聆听的最后出路。
这是主动选择，更是被逼无奈。
然而，当社会把老百姓从受害者逼成了施暴者，当生态把民众培养成沉默的旁观者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故此，编剧给影片安上了一个称得上美好的开放式结局：收获了众人尊敬的奈娜在监狱里继续教书，而女总理在议会上提出了判处强奸犯死刑的法案。
影片里，这项法案能不能通过，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现实的印度社会中，这几乎很难实现。
必须承认，尽管《星期四》很勇敢，但和电影背后黑暗残酷的现实相比，它就像一部幻想片。
根据印度内政部发布的年度犯罪报告显示，被起诉的案件越过85%，仅有27%的案件能被定罪。这就不难理解，“印度底层有多惨”能占据国内热搜话题榜。
不过，一味自怨自艾解决不了问题，面对周身困境，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力量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