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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与社区发展探讨
文化遗产与社会治理的结合，强调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这一过程中，通过各方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原文 ：《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遗产事业中》
作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燕海鸣
图片 |网络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提出“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强调文化遗产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践行这一方针时，也要看到文化遗产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化遗产管理，而是渗透到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一项“治理”事业。文化遗产与社会治理的结合，强调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这一过程中，通过各方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更多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事务，提出多样的意见。同时，更多的公共意见表达也让文化遗产成为公共文化的话语平台，成为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催化剂。
不少时候，人民群众对于一座建筑是否有历史文化价值，有着基于自己情感的理解。前些时日，网络媒体上传出嘉兴金庸图书馆面临拆除的消息，很多金庸迷纷纷表示惋惜。有人认为，金庸先生对嘉兴有着格外偏爱，小说里有不少故事都围绕嘉兴展开，保留嘉兴的金庸图书馆其实也是给嘉兴这座城市留下一些文化积淀。
这一事件最终收获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嘉兴有关方面表示，金庸图书馆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载体，有其不可替代性。当地会进一步论证方案，保护好金庸图书馆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将在方案制订过程中继续广泛征询和听取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人民群众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观念在不断提升。在历史保护和城乡发展之间，民众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即使是金庸图书馆这种没有官方身份的建筑，一旦被视作承载公共记忆的文化空间，我们也要慎重研判其价值和存续的方式。
早在一百年前，已经有平民百姓对文化遗产保护发声。1923年7月14日，北京电车公司收到一位名叫秦子壮的市民来信，呼吁在修建电车线路时注意保护周边的古迹和环境，表露出一个普通市民对自己生活环境中文化要素的珍视。这是一种在今天看来都非常前沿的理念：文化遗产不仅仅停留在物质上，我们的情感和审美，我们社会生活的记忆和需要，也都是文物价值的一部分。
如果秦子壮生活在今天，他会发现身边有了许多热爱文化遗产、守护文化遗产的伙伴。文化遗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前所未有地重要，文化遗产为社会运转所带来的贡献也前所未有的巨大。组成公共文化空间的一个重要元素，便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建筑、遗址、街巷、村落、景观。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通过这些空间建立起有机的结合。
更具现代性意义的则是围绕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行动、意见讨论、知识交流，让文化遗产领域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是更多积极参与文物保护的公众的出现。近些年，不时出现某处文物被破坏、被拆除或是被不当修复的舆情，这些信息有很多出自普通的文物爱好者。他们的声音形成了一股重要力量，拯救了许多濒临损毁的文化遗产。正如呼吁留下金庸图书馆的事件一样，更多来自社会的声音和意见获得了关注，本身便是社会治理越发完善的标志。
第二是文物保护工作者视野的拓展。文物领域曾经被视作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这是因为一些文物工作者视角相对狭窄，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够完善，对文物保护的认识也不能与时俱进。这些年来，随着让“文物活起来”这一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文物工作者也越来越多地打开行业壁垒，思考如何让遗产保护和社会运行更良性地结合。
第三是文化遗产直接相关者的直接发声。文化遗产事务最直接的影响是那些居住在文物建筑或是遗产地的居民。如果连生活在文化遗产区域中的人都无法从中受益，那么所有的保护都将失去意义。这些群体参与文化遗产实践能够消弭许多无谓的理念之争，让遗产事务更接地气，也让社会生活不再视遗产保护为制约发展的障碍。
当然，倾听公众的声音绝不是放弃专业性。所谓专业，不是与世隔绝、与时隔绝。恰恰相反，让更多人参与文化遗产治理，是为这项事业增添更丰富的专业色彩，也让更多专业参与其中——不仅包括文物保护，还要引入经济、社会、生态、旅游等多学科的视角。
今天，文化遗产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更多关联，进入了社会运转的主流节奏，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故事：当文化遗产与人民的日常息息相关、有机结合，中国人不仅仅是在过日子，还是在过生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66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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