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隋文帝仁寿元年前后，杨素斗倒高颎后，终于获得左仆射之位。
左仆射掌握的人事，武装，监察三项权力都是要害，因此实权在右仆射之上，为实职的首席宰相。李靖同志恰好就在兵部下属的二级部驾部工作，正是在左仆射杨素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
在这一年，王朝和突厥之间又一次爆发了严重的冲突。阿史那玷厥大概是拿出了全部的老本集中力量攻击东部的阿史那染干的根据地。这一次玷厥选择了先下手为强，他当然也知道在定襄城的周边，隋廷驻扎了大军策应启民可汗，于是这一次他一反常态选择了先向隋军下手。隋在朔州驻扎有两万大军，由上柱国朔州总管赵仲卿统帅，而在恒安镇驻扎有一万军队，由柱国代州总管韩洪、大将军朔州道行军总管永康公李药王、蔚州刺史刘隆三人统帅，柿子要拣软的捏，当然是集中兵力先打韩洪。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只需攻破恒安镇，便可破掉隋方的定襄、马邑、恒安铁三角组合。于是突厥人对恒安发动了四面围攻。
韩洪亲临战阵，竟为突厥所伤，身被重创。主帅受伤，隋军士气低迷，突厥人加强攻势，箭如雨下，打得隋军抬不起头来。不过所幸恒安镇乃是北魏旧都平城之所在，孝文帝南迁之后虽遭废弃，但毕竟是一工事体系完备的军事要塞。所以阿史那玷厥虽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一时竟也难以攻破，双方形成短暂的僵持。
这时韩洪出了一个昏招，借口与突厥人进行和谈，达成表面协议，突厥人从包围圈中放开一角，由韩洪率军撤离恒安镇。对于此事，双方各有盘算，韩洪算计着趁突厥人放松包围之时冲出重围，而突厥人长于野战，阿史那玷厥则巴不得隋军离开工事。于是韩洪一撤离恒安，刚好落入突厥人的圈套。两军遂展开野战。在突厥优势兵力的攻击下，隋军死伤极其惨重，幸亏朔州总管赵仲卿率军邀击突厥后背，攻其不备，韩洪才得以率李药王、刘隆等一干残兵逃出升天。
此役韩洪放弃坚城不守而选择突围实在是一大败笔。隋以朔代两州互为犄角，加上启民屯兵定襄，这三个据点的航空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上下，可形成战区联动，达头无论攻哪一点都面临背后受敌的危险。面对优势敌人的攻势，韩洪只需坚守工事，达头攻击若短时间内无法奏效必定退去，否则死路一条。而韩洪放弃恒安选择突围，犹如羊入虎口，其结局只能是和1347年后淮海战役中的离开徐州后杜律明集团一样的下场。
一千多年后的事情，韩洪不是神仙，当然无法知晓，不过800年前也是发生在平城附近的一场大战韩洪却不可能不知道。当年汉高祖刘邦携战胜楚霸王之豪气率领32万大军北击匈奴冒顿单于，却深陷重围被困白登山不得脱身，最后以向匈奴求和答应和亲才渡过危机。汉高祖当年之所以能够不至于全军覆没，首先就是被围攻之后判断准确，及时撤离到高地固守，而不是盲目突围陷入野战。直至后来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答应和亲。
而隋代情形与汉代大有不同，隋文帝时代，隋帝国国势正如日中天，韩洪只需坚守旬日，附近赵仲卿等人的援军足够时间赶到。更重要的一点是，达头可汗的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劣势——他的整个侧翼几乎全部暴露在隋的攻击正面，而其远在西域的根据地和前线的脆弱联系同样面临随时被掐断的危险。
达头的这种攻势，比较大约1100年后准格尔大汗噶尔丹的东征面临同样的危险——噶尔丹东征之役，连战连捷，甚至乌兰布通之战中击毙建酋的大舅大汉奸头子佟国纲，吓得建酋逃回北京，看着颇有“驱逐满鞑、恢复乾元”的气象，但是却因伊犁老窝被自己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据，弄得有家不能归，最后被建奴勾结沙俄逼死在外蒙古。可见这种长途奔袭，一旦根据地被侵夺或者联络线被切断，就成孤魂野鬼，死无葬身之地。所以除非韩洪一开始就对援军不抱任何希望，否则实在不应该草率突围。
当然或许可以设想一下，比如韩洪和赵仲卿是否有私人恩怨以至于韩洪竟不把赵仲卿部作为可靠盟军，或者韩洪和史万岁、杨谅之间竟有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同盟以至于遭到敌对势力的借刀杀人。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疑问，仅从战术上来说，无疑韩洪是失败的。
因此应该说，此次战败的第一责任人，其实是韩洪。不过大概由于当年平陈之役的关系，韩洪和杨广之间的私人关系可能挺不错，而此时杨广刚设计获取储君之位不久，成为皇朝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如果由他出面，应该能把韩洪保下来。结果朝廷追究责任，只杀了个并非主帅的蔚州刺史刘隆作替死鬼，而身为主将的柱国韩洪和他的大外甥李药王都仅被削职贬为平民。
不过整体的战局上达头也没占到便宜，不但没拿下定襄，而且遭到赵仲卿部的邀击，损失也是不小。此役之后，达头本人还是率主力返回河套以西，显示其后方根据地可能出了危机（如前述的例子，一千多年后准格尔大汗噶尔丹率部东征数千公里和建州酋长爱新觉罗.玄烨在蒙古大战，尽管取得多次重大胜利，击毙玄烨大舅子大汉奸佟国纲以下数以万计，却不料其根据地伊犁河流域被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占据，以至于逗留在科布多无法西还，最后客死异乡成为孤魂野鬼），而在东部也无法建立有效统治。最终在仁寿三年，达头在杨素大军的强力打击和西突厥内部的变乱中逃亡到青海吐谷浑地区，此后再无消息，无声地消失在历史中。
至于恒安之役对韩李两家的具体影响到底几何呢？其实并不容易评估。我们知道韩洪和李药王两个直接责任人都遭到了免职，而韩洪的二哥韩僧寿就没受到什么直接影响。讨论韩僧寿的政治归属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韩僧寿在东线的蔚州方向和西线的灵州方向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刺史或总管，杨谅王世积东征高句丽之役他也有参与，因此从其早年经历看不出到底归属与哪一政治集团。但是自从开皇十九年之后，其所参与的灵州、庆州方向的战役都是在杨素和杨广的领导之下，并且正是以灵州总管随杨素打败达头才获晋位为上柱国——杨素的性格史书上记载很清楚，只要是他认定了手下，如果立下战功他是一定鼎力推荐的，韩僧寿因此在当时很可能被视为杨素集团的人。尽管杨广上台后对杨素也是很猜忌的（或许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杨广上台后为何要架空韩僧寿了），但是在文帝杨坚挂掉之前，毫无疑问杨广集团和杨素集团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因此可能当时杨广杨素集团应该不太会为难韩僧寿。而且韩僧寿本人职位比韩洪还要高一些，和韩洪又不在同一战略方向上，如果没有人故意借此机会找茬弄他下台的话，应该也不会对他的地位形成重大影响。
相比之下，李药王兄弟的处境就要差一些。李药王本人被贬为平民，至少到大业九年去世之时还未复起。药王被贬的真正推动力，据《李药王墓志》记载，其实是仆射杨素，正是杨素不依不饶，穷治其罪，才将他一撸到底。
《全隋文》第二十九卷中有一篇《江夏县缘果道场七层砖塔下舍利铭》。兹录其中一段如下：“……以今大隋大业九年昭 之岁，江夏县缘果乡长刘大懿等，遵依敕旨，共三乡仕民，奉齐兴道场七层砖塔一所，安镇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黄慧龙、慧俊、慧达等兄弟，并德佳雅难兄难弟，誓立五根，愿弘四事，于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于大业三年二月，乃于食内感舍利一枚，大小相欢。睹兹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绕久之，光明遍室，顶带虔礼，日申供养。到七年正月，俊女鸡娘，又感二枚。斯实迹现难思，抑闻图籍。次有弟子李药王信首宿驰贤才简匹，虽室无瑞并，手阙金钱，每用放济居心，倾舍为业，以开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业五年，于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难奉函，如来赞其希有；康会瓶写，吴主嗟其神异。询诸经诰，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
其中提到大业九年江夏县缘果道场造塔之时，铭文中李药王不仅排名在缘果乡长刘大懿之后，甚至还位于平民黄慧龙、慧俊、慧达三兄弟之下，而据近年所发掘之《李药王墓志》，李端本人于大业九年初亡故于洛阳尚善里的家中，可见其死时很可能犹为戴罪之身。——当然前提是我们要确认这铭文和墓志上所说的李药王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