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制度，其实在周朝就已经开始了，原本设定的初衷仅是为了概括性的评价天子。
随着统治的需要，皇帝需要给予大臣荣誉，以提高其忠诚度。
于是渐渐的扩展到诸侯，再从诸侯扩展到九卿，再从九卿扩展到品级比较高的大臣。
例如我们熟知的包拯包大人，他的谥号是孝肃，秉德不回曰孝，执心决断曰肃，孝肃这个谥号就是评价比较高的，表达的是很正面的评价。
包拯包青天—谥号孝肃
而文臣中的最高评价，就是“文正”。
有句话说，文臣的最高境界就是生当太傅，死谥文正。生当太傅的人，每朝每代不知道有多少，然而中国封建社会这么多年，能够谥号文正的，却只有30个人。
那么，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难呢？
谥号名称的变化
因为臣属的谥号名称一直在发展变化，而谥号最高为文正，实际上是在宋朝才正式确认下来。
像唐朝的最高谥号是“文贞”，名臣魏征就是谥号文贞。到了宋朝，因为避讳皇帝赵祯的祯字，司马光建议文贞改为文正，后面的朝代才基本沿袭了这个谥号的名称。
千古人镜—魏征魏大人
所以这就间接导致了文正的人少了，其实宋以前的大臣根本就没有这个谥号。
谥号量化标准的发展
谥号量化的标准发展主要是两个，一个是谥号给予的级别范围的发展，一个考核机制逐步的规范化。
关于谥号给予的范围，前文也略有提及。周朝只有周王有，而后再推广到诸侯，汉代是皇帝特批之下，还必须要是公侯身份，唐宋二品以上官网才能给予谥号，而清朝反而回收到一品及以上官员才有谥号。
千古完人-曾国藩（谥号文正）
而关于谥号的量化考核机制，之前大部分情况是皇帝觉得这个大臣不错，给个适当的谥号，如果大臣非常好，就给顶级谥号，但是后来就渐渐有了明确规定。
例如明朝就规定为官三年内不得有过弹劾等明文规定，并且还明文规定五年一议集中处理给官员谥号的问题。
这时候皇帝即使想给，也给不了。
谥号制度的非量化标准
如果当朝出过一个大名臣、大能臣得到文正，那后面一段时间的人就比较难，因为前者的标准太高。
这个因素到底有没有影响，估计很难有明确的证据予以考证，但是我们从时间规律上来看，还是能发现一些端倪的。
例如，北宋给了文正谥号的人有9个，这前五个人的时间差就说明了问题。
李昉公元996年病逝，谥号文正；
王旦公元1017年逝世，与李昉相差21年谥号文正；
王曾公元1038年逝世，与王旦相差21年谥号文正；
范仲淹公元1052年逝世，与王曾相差14年谥号文正；
司马光公元1086年逝世，与范仲淹相差34年谥号文正。
这前三个人基本都是21年的时间差，而范仲淹无论为政还是戍边，均是立下赫赫大功，不给文正不合适了，但是范仲淹之后没有像他这样的文武全才。
于是范仲淹之后的文臣就比较难，等到司马光得到文正，距离范仲淹就过了34年了。
范文正公
关于臣属的谥号就浅浅叙述到这里，其实谥号制度主要还是用于封建皇帝用于笼络群臣使用。只是一家之言，仅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下，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产物！
想想张居正谥号只是文忠，王阳明谥号也仅是文成。
学以致用-王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