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构建完整严密的中国戏剧史体系——重读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

从1936年的《中国戏剧史略》到1979年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周贻白一直致力于中国戏剧史的探讨，其戏剧史著作内容不断丰富，章节不断调整，从中可见其中国戏剧研究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通过这七部著作的前后比照，可以看到其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

最初的《中国戏剧史略》只有四万多字，对中国戏剧的全貌进行了十分简略的勾勒。由于内容过简，未能充分体现作者对中国戏剧的认识，于是另撰一部《中国剧场史》进行补充。但周贻白仍然感觉不满意：“往者，予曾以不多篇幅，著为中国戏剧史略一书。因感于场上情形，所述过简，复另撰中国剧场史一种，籍资补救。两书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自序）。

于是他另起炉灶，重新撰写一部融案头与场上于一体的戏剧史著作，这就是195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剧史》一书。

《中国戏剧史》

《中国戏剧史》长达47万字，是二十世纪上半期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戏剧通史。其内容正如该书扉页内容提要所概括的：“全书凡四十余万字，共九章，分订三册。首述中国戏剧的胚胎及其形成，旁征博采，远溯周秦；继述唐、宋、元、明各代的杂剧传奇，昆、弋、秦、徽各腔的格调规律，引证剧本，颇多私人珍秘。对于近代皮黄剧的史实资料，记之尤详，蔚为我国戏曲典籍的巨著。”

该书出版后，颇受学界好评。如赵景深对其就有着很高的评价：“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赵景深《中国戏剧史》序）张庚亦云：“世界上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不少，但写成完整史书而能独树一帜的，王国维、青木正儿之外，就要数到贻白了。”（张庚《周贻白戏剧论文选》序）

《周贻白戏剧论文选》

《中国戏剧史长编》是在《中国戏剧史》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对于具体修订经过，周贻白曾做过这样的说明：

属稿之日，距今已十余年，当时社会情况不同，观点未明，论断容有舛误。出版之后，曾承各方加以指正，初拟毁版重写，嗣经与戏剧界同志商讨时，认为本书对于资料之引用，尚无大谬，但能纠正缺失，仍可有助于中国戏剧发展之研究。乃以两月时间，细加增改，并另撰《各地方戏剧的发展》一节，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期疏明百花齐放，各有根源。时代进展，一日千里，本书虽有修订，错误必所难免，明知不符作史之旨，但请作为资料以备参考可也。（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自序）

较之《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长编》除增加《各地方戏剧的发展》一节外，还有不少文字上的增删，这些增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增加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另一类则是将表述方式改得符合当时的学术风尚，这些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烙印。

《中国戏剧史讲座》

总的来看，在周贻白所著七部中国戏剧史著作中，以《中国戏剧史长编》一书最能体现其戏剧史研究的成就及治学特点，尽管他对该书也不是很满意。

《中国戏剧史讲座》和《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二书虽然晚出，也都是颇见功力、特色独具的戏剧史著作，但在整体学术水平上，并没有超过《中国戏剧史长编》，这是时代因素造成的，让一个喜欢实证研究、具有丰富艺术实践的学人放弃自己的学术优势，转而用自己既不熟悉也不擅长的阶级斗争模式来解读中国戏剧，这种错位必然会影响著作的质量，这是那个时代学人的共同悲剧。

与同类著作相比，《中国戏剧史长编》一书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该书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通史，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周密的中国戏剧史体系。

《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前文说到，无论是赵景深还是张庚，皆强调该书的“完备”、“完整”，这可以做如下两个层面的理解。

其一，该书梳理了中国戏剧从先秦到民国初年数千年间的发展演进历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全史。从纵的方面来看，该书对中国戏剧发展演进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重要现象、作家作品、演出情况等，皆引证丰富的史料，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戏剧史全貌。

周贻白先生

其二，该书勾勒的是一部立体的中国戏剧史。除对戏剧文学、音律特性的介绍，作者还用较多的篇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舞台演出情况进行归纳和探讨。

在关注雅部戏曲的同时，还对花部戏曲的发展演进情况给予特别关注。目光所及，从民间、文人到宫廷，并对内廷演剧的意义给予客观、允当的评价。就横的方面来看，在该书中，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的各个分支皆受到重视，并占有适当的篇幅。

二是该书对戏剧演出情况给予特别的重视，突出了中国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特性。

该书对戏剧艺术的各个组成要素皆给予较为充分的关注，其所还原的中国戏剧史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戏剧史，这正如有位研究者所概括的：“他力矫王国维、青木正儿之失，在戏剧史上第一个自觉地将表演艺术、声腔脸谱、舞台美术等要素系统地引进了研究视野。”（刘丽文《论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周贻白这一治学特色的形成与其丰富的艺术实践有关，也与其对戏剧艺术全面、深入的的体认有关。第一章中的如下一段话代表了他对戏剧的整体认识：“戏剧本有综合艺术之称。即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刻、建筑及时间艺术的诗歌、音乐、舞蹈等项，综合而成之谓。”

《周贻白小说戏曲论集》

在当时的戏剧史家中，对戏剧有如此认识者为数并不算少，但能将这种戏剧观念落实到研究实践中者并不多，周贻白就是其中的一个。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周贻白对以往的中国戏剧史著作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等都感到不满意：

根据以往已经成书的两部中国戏剧历史的著作，本人的初步感觉，便是谈中国戏剧而不管舞台扮演，不仅是脱离实际，而且也不容易明白其剧本体制的形成。内容虽然决定形式，但形式亦可影响内容。中国戏剧的特点，是载歌载舞，如果离开舞台扮演来谈中国戏剧，就不免偏于一面了。（周贻白《编写〈中国戏剧史〉的管见》）

《中国近世戏曲史》

对以往研究状况的了解和不满使周贻白明白自己的努力方向之所在，也明白自己的学术优势之所在。这样其撰写《中国戏剧史长编》的学术意图就很明确，也很有针对性，那就是要“把剧本文学和舞台扮演结合起来，借此介绍中国戏剧所曾经历的一些程途及其如何衍变” （周贻白《编写〈中国戏剧史〉的管见》）。

周贻白在卷首的凡例中还特意强调了这一点：“中国戏曲史之作，不一其书，但皆注重剧本之编撰，或臧否文辞，或陈述梗概。本书则于文辞声律之外，兼及各代戏剧扮演情形。盖戏剧本为登场而设，若徒纪其剧本，则为案头之剧，而非场上之剧矣。”这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中国剧场史》

在该书中，演剧部分占有较大的比重。以第四章《元代杂剧》为例，该章下设三个小节，即杂剧的体例、作品思想性及其文词结构、排场及其演出。以往的研究者如王国维等多较多的强调杂剧的文学性，周贻白则充分注意到杂剧的各个组成要素，不仅介绍其文辞，而且还对其体例、结构、排场、演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辨析。以这种方式撰写的中国戏剧史正如研究者所说的，是一部完备的戏剧史、立体的戏剧史，对戏剧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戏剧史著作之外，周贻白还撰写了不少单篇论文，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戏剧演出的相关问题，如《中国戏剧与舞蹈》、《中国戏剧与杂技》、《中国戏曲的舞台美术》、《中国戏剧的上下场》等，将这些文章与《中国戏剧史长编》放在一起对读，对周贻白治学的这一特点感受会更深刻。

三是对花部戏曲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中国戏剧史的宏大叙述中。

周贻白早年曾登台演唱过京剧、湘剧，对地方戏的情况较为熟悉，后来从事戏剧史研究，便发挥自己的这一优势，对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进行了深入探讨，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二十世纪上半期，受王国维等人的影响，研究者对文学特性比较突出的杂剧、传奇等雅部戏曲关注甚多，对花部戏曲则缺少足够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花部戏曲的勃兴是中国戏剧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必然结果。周贻白的研究代表了这一研究趋势。

《王国维文学评论三种》

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一书中，周贻白将花部戏曲放在中国戏剧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花部戏曲形成、发展的轨迹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描述。

在清代以降的戏剧史叙述中花部戏曲占有较大的比重，清代戏剧分《清初的戏剧》和《清代戏剧的转变》两部分，其中有一半的篇幅在介绍花部戏曲的发展演进，内容包括花部的勃兴、京腔与秦腔、四大徽班与皮黄。对于皮黄剧，则设立专章，分五节进行介绍，其中既重点介绍了京剧，同时也介绍了各个地方戏剧的情况。

其实在该书之前的几部戏剧史著作中，周贻白都曾为花部戏曲设立专章。以最早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一书为例，该书共有十六个节，其中花部戏曲部分就占了三节，即《花部和雅部的分野》、《花部诸腔的兴替》和《皮黄剧的来源及其现况》。

其后的《中国戏剧小史》、《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等书都有关于花部戏曲的专章，特别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花部戏曲的叙述差不多占到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

《戏剧演唱论著辑释》

但即便如此，周贻白仍然感到不够满意，在该书的凡例中表示想撰写一部有关花部戏曲的专书：“皮黄剧以风行之故，推为乱弹代表，得操中国剧坛之霸权。但其他地方戏剧，仍各具其源流。本书虽另作一节，实未能详尽，俟有余时，当别为一书阐述之。”可惜这样的专书后来因故未能写成。

对花部戏曲，《中国戏剧史长编》一书侧重纵向的史的梳理。周贻白虽没有写成花部戏曲的专书，但写了不少单篇研究文章，对花部戏曲的各种艺术特性进行深入探讨。如《中国戏曲声腔的三大源流》、《中国戏曲声腔史的新页》、《皮黄剧的变质换形》、《湘剧漫谈》、《谈汉剧》、《谈楚剧》、《闽剧》等。将这些论文与《中国戏剧史长编》放在一起对读，可以做周贻白的花部戏曲研究有着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对清代宫廷演出给予关注，在皮黄剧一章中专门设立《升平署与内廷演剧》一节，虽然篇幅不算太多，但对宫廷演剧的变迁、剧本及演出体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进行了颇为公允的评价：“今日的皮黄剧能具有一种高度发展，关于清代内廷演剧的这一番经过，我们是不应当忽视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中国戏剧史长编》

对宫廷戏曲的研究此前已有专书，周贻白虽然不是开创者，但他是最早将纳入中国戏剧史的学者之一。当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宫廷演剧几乎成为一个研究禁区，周贻白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进行介绍且给予正面肯定，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的。也正是有了这一节，周贻白所构建的中国戏剧史体系才真正是完整严密的。

通过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长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通史，这个通涵盖时间和内容两个维度。该书从问世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其内容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其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该书为当下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提供了方法层面的借鉴和指导，比如对戏剧艺术的探讨不能仅从案头出发，要积累丰富的舞台经验，以免隔靴搔痒之弊；再比如中国戏剧史研究要从丰富可信的文献资料出发，不盲目跟随时流，论从己出，由此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经验。

《中华读书报》

总之，该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值得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