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们看来，魏晋时期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最苦痛、政治最混乱的悲剧时代。长期的战乱、国家的分裂、疾病瘟疫横行，众多名士被杀，那是一个极为黑暗的悲剧时代。
而在文艺家和哲学家看来，魏晋却是一个中国人性觉醒，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浓于热情的时代”。
若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魏晋时代的话，我们会发现，原来儒家的人生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逐渐式微，桎梏人们思维的两汉经学已无人喝彩，甚至是无人理睬。人们在越发动乱的时局中，越发感到生命的短暂与珍贵。儒家所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被秉烛夜游欢饮达旦的及时行乐的精神所取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伦理的绳索逐渐松动，人们开始发现并重视自我存在的价值，人们穿美服、饮美酒，服药谈玄迷醉于山水之间，男人与女人们陷入了对美色的狂热之中。
魏晋时代的男人们喜欢弱柳扶风招摇过市，手中拿着镜子与香囊顾影自怜；女人们反倒变成了女汉子，她们对男性的美有着狂热的追求，遇到好看的男子，就往人家车子上扔水果；遇到不好看的男子就往人家车上扔砖头。结果美男潘岳上街每次都满载水果而归，丑男左思每一次都弄得鼻青脸肿，拉着一车烂砖头回家。
这就是魏晋时代的人性解放运动，这来自于儒家名教危机，来自于儒家传统经学的衰落，更来自于人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因此魏晋风度可以概括为AB面，A面是任诞形状放荡不羁，B面是顾影自怜对自我的崇拜。A面来自于传统儒家名教体系的分崩离析，B面则来自于对人的价值的重新确认——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事实上，两汉以来的名教体系无外乎三根支柱，君主至上父权至上和夫权至上。而在魏晋时代名教的三根支柱，在思想解放观念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名教体系有大厦将倾之势。大名士阮籍就认为，本来无君无臣天下太平，而一旦有君有臣天下纷争。而哲学家鲍敬言更是大胆地提出了“无君无臣”的乌托邦理想。父子理论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孔子的后人孔融和狂人祢衡甚至认为，子女无非是父母一时情欲迸发的产物，因此孝顺父母的并非必然义务。此时，妇女思想解放运动悄然兴起，原来的“夫为妻纲”以及加在妇女头上的种种束缚，遭到了魏晋时代的女子们的抵制。
男人放荡不羁可以醉酒可以裸体，女人们也开始追求不一样的生活，她们追求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与男人平权甚至是放荡不羁的生活。魏晋时代一大批乘风破浪的小姐姐们在名教危机之中兴风作浪，大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大胆追求缠绵的幸福生活。
山阴公主公然对自己的老哥说，皇帝哥你可以后宫佳丽数百，为何我却“唯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明确提出了男女平权的思想，提出了“立面首”的要求。这在妇德横行的两汉，是断然不会出现也是绝不可想象的。可见山阴公主绝对属于公然挑战名教传统的乘风破浪的小姐姐。
尚有儒家思想的著名道士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中气愤填膺地描绘魏晋女子那些不可容忍的出格行为：“游戏佛寺，登高临水，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看魏晋时代的小姐姐们，游戏于佛寺之中，观赏钓鱼，游玩乡野登高临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们大概还喜欢在路边唱着小曲喝大酒，而这种出格行为早已经成为流行的时尚。
魏晋时代的男人可以将所谓的男女之礼抛诸脑后，阮籍可以喝醉酒躺在小酒馆美丽的老板娘身边，嫂子回娘家他可以去十八里相送。阮籍的侄子阮咸更是在亲人的葬礼上，听说自己心爱的鲜卑女子离开了，竟然穿着丧服骑着驴子将女孩追回并大声宣布“人种不可丢”。而魏晋时代的女子们在挑战传统世俗，挑战女德方面更胜一筹。她们大胆幽默，他们甚至将看好丈夫不得染指他人的善妒之心视之为时尚。大名士王浑与老婆坐在院子里看风景，看见儿子王武子在院子里走过，王浑高兴地说，咱们生了一个好儿子，真叫人高兴。他老婆说，我要是与你弟弟结婚，生出的儿子可能比这个更好。这种有违妇德的话，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代名教体系的彻底坍塌。
于男人而言，最珍贵的可能是事业；于女人而言，最珍贵的可能是爱情以及眼前这个深爱着的男人。魏晋时代的女子们不仅发现了个人的价值，还真正发现了爱情的意义，他们不再称呼丈夫为夫君，而是称“卿”，类似于现在的“honey”或“亲爱的”。《 世说新语》上说，王安丰的老婆非要称他为卿，王安丰说这个不合礼制，但人家老婆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意思是说我喜欢你爱你就是要叫你卿，我不叫你卿，难道你还想让别人叫你卿吗？浓烈的感情造就了“卿卿我我”这个意味深长的爱情词汇。
北朝的女子感情浓烈，但冲破了名教束缚的南朝女子，情感上也很炙热。当时社会上甚至有“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的说法，宁愿不给小儿吃奶，也要和丈夫卿卿我我。由此可见，魏晋时代的小姐姐们对爱情是多么执着，对爱人爱得是、多么浓烈。
魏晋时代的思想解放与人性觉醒的运动之中，男人们放荡不羁，女人们乘风破浪；男人们任诞形状，女人们兴风作浪，这也是魏晋时代的A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