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八旗军队从起兵到入关前几年的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因素基本可以归结为一个大前提和内外两个因素来谈。大前提是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内因是野猪皮和洪太个人的奋斗，外因则是明朝在援朝抗日战争后东北以夷制夷这一历史进程的失败，以及明朝高层在辽东问题上意见不一、统筹失当的后果。
先谈一个大前提吧，后金的崛起有偶然因素，但崛起后能快速成长为一个短期内有强悍战力的东北地方政权在历史上也是有相应先例的，契丹、前金无不拥有类似的成长经历，盖因东北的地理和社会环境让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具备一些崛起的基本条件。
东北地区寒冷封闭的特点让单纯的农耕和游牧都难以维生，因此该地的民族更偏向渔猎，换言之为了维生许多人都具有狩猎的技巧，这就为几个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相当不错的兵源基础。因此，如果有人能用各种方法将这些来自不同部族的猎人组织起来，很容易拉起短期内一支剽悍而又团结的军队。
东北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冷，但是有适合农耕、被河流环绕着的平原。冷意味着汉人大部分时间都不愿意离开中原去辽东谋生，而有平原则意味着采用高压的统治手段的话是可以通过奴隶和封建混合的方式强迫农奴耕作为大军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比如粮草、盔甲等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凭借农耕这种生产方式，少数民族的贵族阶层可以快速掌握最多的生产资料，完成政权的正规化和集权化，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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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努尔哈赤创造的八旗制度是一套将建州政权不同部族统合到同一战争机器下的军事制度，并借此赢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随后继任的洪太又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有利的条件下迎来了与大明的最终决战。而明方前期绥靖政策放任建州做大，天启时期统筹无方，三易其帅，导致辽东局势败坏。最终松锦决战时虽然前期采取了正确的准备，但千疮百孔的国力，已经不足以支持战略决战的目标
第一，后金在起兵时能膨胀到拥有6万披甲，是明朝在万历援朝战争后，对东北以夷制夷和绥靖政策彻底失败的直接后果。应该说，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朝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东北诸部的分化瓦解乃至出动大军对刺头部落进行犁庭扫穴是非常成攻的。直到……日军大举进攻朝鲜，为了保证东北后方的安宁，由于东北的精锐军事力量调往朝鲜，明朝不得不选择绥靖政策以及更彻底的以夷制夷避免局势失控。努尔哈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通过向李成梁等人献媚卖好，事实上成为明朝在建州的代理人。而援朝战争结束后，明方没能及时调整策略，这既是由于李家只求自保，也和万历后期疲敝的中央朝局有关。
万历中后期和文官冷暴力对抗的直接后果，就是虽然地方朝局还能维持运转，但中央政府出现了大量的官员缺位，中央政务几乎完全靠叶向高等少数大臣勉力维持，这种情况下很难对辽东政务进行大的调整。直到野猪皮几乎统一建州，同时福王前往洛阳就藩，万历和群臣总算结束对抗后，大家才惊觉东北出了个怪物，但此时努尔哈赤羽翼已丰。这种情况下，万历却力图毕其功于一役，短期内调集全国精锐解决建州问题，不能说这个思路是错的，但各地援军尚未磨合好就被匆忙投入战场，无疑大大降低了胜利的希望。
第二，松锦之战前期是明朝少有的拿出了足够的时间、资源乃至君主的信任去谋划的战役，最终失败则是当时千疮百孔的国力已不足以支撑长期打这么一场高强度的战略决战。松锦前期应该说明朝上下都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对洪承畴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洪承畴花了几乎两年的时间练兵、生产军械等各种准备，同时崇祯对其在兵力和财政上的请求也无不应允。结果也非常显著，松锦前期是自萨尔浒以来，明清大规模正面决战时明军最有优势的一次，洪部以松山为支点与锦州遥相呼应，一有机会就主动出击袭扰清军，多尔衮部被洪承畴所统明军打的焦头烂额，数次萌生退意，清廷被迫数度增兵稳定局势。
但是内地千疮百孔的局面已经不容洪承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和清军对耗下去，崇祯也在兵部方面地劝说下，改变之前地持重态度，下令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最终的结果我之前一篇被和谐的回答里也讲了，放弃持重战略后，明军能打大仗，可根本打不了硬仗的缺陷暴露无遗。本方进攻时尚能调度有方，可一旦听说后路被切，其实宁远到锦州堪堪才百里，十多万军队想硬冲的话其实阿济格根本拦不住，结果十多万大军在互相卖队友，自相猜忌和疑虑的混乱中自我崩溃了。
即使如此，也让清军阵亡一名老牌都统，一名护军统领，一名高品文官大学士，5名参领（署参领），7名佐领，战后共追赠轻车都尉7个，男爵2个，伯爵1个，而整个洪太时期，各种乱七八糟的战斗导致的阵亡及阵亡后追赠的轻车都尉一共不超过15个，足见松锦战役之激烈。这也使得清军大胜后次年进攻宁远时反而铩羽而归。如果明军在萨尔浒时有松锦之战统筹规划的力度，那后金即使能赢，伤亡烈度也足够让其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