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始終是在結合自己的興趣，尋找年輕有為的中青年教師，而非刻意尋找頭頂「院士」或者「諾獎」光環的導師。
撰文 | 洪緯（生物學碩士，科技史博士，旅美獨立學者）
編輯 | 黃俊如
許多媒體人、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直熱衷於探討科學家是什麼樣的人，或者說怎樣才能成為一位傑出科學家。部分高校不惜斥巨資引進「諾獎得主」，拋開一些「功利」因素，比如說招徠經費和提高排名，說到底，他們的終極目標也很簡單，不過是希望「諾獎得主」能夠傳經送寶，幫助他們在建樹育人方面成就一番豐功偉績，培養出大批傑出人物來。
一位優秀科學家，或者說一位優秀人才，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出來的？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各大學科領域的研究早已告知我們，先天因素和後天培養都很重要。
不久前，《知識分子》曾對當選為「歷年在大陸接受教育後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的人數做了一次統計，共26位。針對這26位院士，我做了一番調查研究，主要看看他們當年是如何選擇導師的？我們從中又可以得到哪些啟示？
院士的導師們
我們暫且擱置他們的原生家庭、中學和本科就讀院校等等背景，直截了當地從他們的博士生涯開始探討。我深信大部分科學家都會同意，研究生求學時期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開心快樂和了無牽掛的一段美好時光。這個時期，他們無須考慮「經費」、「非升即走」等紛繁蕪雜的事項，一旦選擇好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只需埋頭苦幹，再加巧幹。
結合自身的求學經歷和高校工作經驗，還有周遭人群的觀點，我發現，大多數學生很注重未來的導師是否具有院士、長江學者、「傑青」或是科學行政領導等榮譽或頭銜（均統稱為「頭銜」）。本文中，我便順其自然地將院士們的導師們的「頭銜」作為一個重要分析指標。這26位院士，主要是生物學家，還有6位物理學家、2位化學家、1位社會學家和1位統計學家。當中沒有人從事計算機和數學領域的工作，我也就不需要去考慮圖靈獎或者菲爾茲獎了。為了簡化，從眾多頭銜中，我挑選出兩個最簡單和有分量的指標，即「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諾貝爾獎得主」。
通過網絡尋找各種公開的資料庫、實驗室主頁、個人簡歷、訪談材料以及本人求證等方法，我找出了院士們的博士導師和博士後合作導師，並對他們的導師是否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或獲得「諾貝爾獎」的狀況做了一番詳盡的調查，詳見附表1（為避免行文拖沓，我將此表附在文末，並在表格中，直接將它們簡稱為「院士」和「諾獎」）。
當看見表格中的「導師頭銜欄」頻繁呈現「院士」字樣，有頭銜的導師在比例上超過了50%，少數幾人還是「諾獎得主」時，請各位讀者儘量屏住呼吸，不要立刻顯露出羨慕嫉妒恨的表情來。
不過，再進一步仔細比對院士們的求學生涯與導師們獲得頭銜之間的時間差，我獲得了另外一種結果，詳見圖1。僅有3位院士的博士導師有頭銜，也就是說還有88.46%的院士們的導師當時沒有獲得院士頭銜或者獲得諾貝爾獎。這3位「院士」分別為葉軍、吳皓和高華健，他們分別從事物理學、生物學和固體力學領域的研究。高華健博士畢業後，直接受聘為史丹福大學助理教授。非常有趣的是，葉軍和吳皓二人，在與博士後導師開始合作時，導師均沒有「頭銜」。可見，他們之所以找到當時的導師，並非因為導師帶有多麼耀眼的光環。
圖1. 26位院士的導師們當時所獲頭銜（「院士」或「諾獎」）狀況
難道他們當時真的僅僅關注自己的科研興趣，繼而隨便尋找一個可以讓自己大展拳腳的實驗室而左右不顧其它嗎？為了找到答案，我又考察了一下其餘23位院士的博士導師們後來的發展狀況。他們當中有11位最後至少獲得了「院士」頭銜。也就說，至今，頭頂光環的導師在數量上已經占據半壁江山了。
或許有人想這樣解釋，當時他們初到美國，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隔閡影響了擇師過程。那讓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他們的「博士後導師」，仍見附表1。
博士後不是一種學位，而是一種工作經歷，是科研人員能夠獨立開展研究前的一段可有可無的科研訓練過程，因人而異。為了調查更加嚴謹些，我對「博士後導師」部分進行了一番技術處理。據多方資料佐證，謝宇、郁彬、沈志勛、袁均瑛和高華健5位院士沒有做過博士後。朱健康的簡歷表明他在洛克菲勒大學有過短暫的博士後經歷，但從他個人發表的論文里找不到任何合作導師跡象，我便將其列為未做過博士後之列。也就說，有6位院士未曾經歷過博士後這一階段，我將他們的博士後導師頭銜列為「非院士非諾獎」。
有一位院士比較特殊。孟祥金沒有從事過名義上的博士後研究，但是在他得到高校教職之前，他曾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兩個不同的實驗室里，先後擔任過3年訪問學者和1年高級研究員。在某種程度上，這也算是一段博士後經歷。雖然最後一年所在實驗室的領導者，羅伯特·珀塞爾（Robert H. Purcell）早在1988年就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但在本文當中，我僅將其前三年的經歷視為博士後階段，碰巧另一位導師至今尚未獲得「頭銜」，因此，他的博士後導師頭銜亦為「非院士非諾獎」。
對於一些理論物理學家而言，他們不需要建立實驗室，只需要一台計算機便可以完成整個科學研究過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缺乏交流，恰恰相反，物理學家之間經常進行科研對話。張首晟和文小剛兩位院士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後時，便沒有指定的導師，而是和同事之間互相合作。這個研究所是非生化醫學領域中影響指數最高的研究機構，它從來不缺大師級人物。與張首晟同時期做博士後研究的文小剛便特別指出，博士後期間受益於約翰·施里弗（John Schrieffer，1972年諾獎得主），弗蘭克·維爾切克（Frank Wilczek，2004年諾獎得主）和徐一鴻（Anthony Zee）三位傑出科學家。二人在進行博士後訓練時，施里弗亦是當時的所長，二者的博士後合作導師便可算作是有「頭銜」的。
部分公開的資料庫顯示諾獎得主楊振寧是張首晟的博士導師。但是根據《自然》期刊的介紹可知，張首晟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求學期間，師從彼特·梵紐文豪生（ Peter van Nieuwenhuizen）。當時，楊振寧正在那裡任教，是張首晟的崇拜偶像。在博士階段的最後一年裡，他聽取了楊振寧的建議，改變了研究方向，並在史蒂文·基弗爾森（Steven Kivelson）的指導下從事凝聚態物理學方面的研究。
現在我可以將博士後導師的相關數據呈現給大家，仍見圖1。導師有頭銜的院士們依然只有7位，換成比例表達，即73.08%的博士後導師沒有獲得頭銜。這是一個值得讀者深思的結果。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更新的數據：截止2019年，依然有12院士的博士導師沒有獲得頭銜。在這12位院士當中，除了缺乏博士後經歷的3位院士之外，另有7位院士選擇的博士後導師經過一定年限後，最終都獲了頭銜。這說明， 26位院士具有一定的長遠的科學眼光，對於如何選擇實驗室和如何選擇導師，他們有自己的準則。
圖2. 截止2019年，26位院士的導師們所獲頭銜（「院士」或「諾獎」）狀況
興趣和執著
19世紀初，英國著名詩人雪萊之妻瑪麗·雪萊寫下了一部曠世傑作《科學怪人》。小說中，瑪麗塑造了一位沉迷於復活屍體（或者說創造新生命），並為之不顧倫理、不顧個人安危，行為幾近瘋狂的科學狂人。記得初次閱讀之時，我被主人翁貪婪和旺盛的求知慾所震撼，居然被激發出奮力向上和努力學習的志氣來。這種感覺，在瀏覽一些科學家自傳，或者閱讀一些當代科技史方面的紀實著作時，往往也能覓得些蹤影。
瑪麗·雪萊著《科學怪人》
兩度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總是沉迷於自己的科學研究之中，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戰爭期間，在用盡研究基金的情況下，他用家裡的錢繼續做研究。他很少發表文章，拿很少的基金，有人恨不得把他從劍橋大學踢出去。科學家們往往深陷於某一個問題並樂此不疲，甚至願意究其一生研究它，攻克它。早年便有人依此造謠生事，攻擊科學家，譴責他們不是在尋求真理，說他們無法控制的求知慾接近瘋狂，與酗酒狂、色情狂和殺人狂沒有任何本質區別。
在這26位院士中，我們也能挖掘出類似的故事。在此，我僅挑選出2位院士的故事，以饗讀者。
雖然同為女性，但當我在一次華人生物學家協會會議上首次見到吳皓時，便被她身上自帶的魔力深深吸引了。她身材窈窕，體態輕盈，渾身散發出自信、知性和優雅的氣息，我難以將這些特質與貌似冰冷的晶體學相聯繫。
還在北京協和醫學院讀書時，她便開始研究自身免疫性疾病——狼瘡。這項工作使她萌生了放棄從醫的想法——她想在免疫學領域裡繼續摸索前行，攻讀博士學位。X射線晶體學雖然更多地屬於數學和物理領域，但卻能被用在解決生物學問題上。吳皓說，她完全被這個領域迷住了。在1987年舉行的一個國際生物化學會議上，她有幸聆聽了一場來自普渡大學的結構生物學家麥可·羅斯曼（Michael Rossmann）的講座。羅斯曼正是這個領域的領銜科學家。
講座結束後，她直接詢問羅斯曼是否有可能赴美隨他攻讀博士研究生的問題。在拿到普渡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吳皓放棄了即將唾手可得的醫學博士文憑，前往美國。之後，她一直致力於結構生物學研究，利用它攻克免疫學領域裡的科學難題，造福人類。
袁均瑛從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便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實驗室，獨立開展科學研究。她的導師是羅伯特·霍維茨（H. Robert Horvitz），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值得一提的是，霍維茨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獲得諾貝爾獎等，皆發生在袁均瑛畢業之後——袁均瑛1989年博士畢業，霍維茨1991年才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非常有趣的是，霍維茨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從未在哈佛任職，而袁均瑛畢業於哈佛。2017年，《人民日報海外版》曾經對袁均瑛進行過一次訪談。她在訪談中講述了一段哈佛求學經歷。在開展科學研究之前，袁均瑛閱讀了大量的原創性文獻。她注意到，前輩學者只是觀察到了細胞死亡，但卻沒有注意到以下一連串問題：細胞死亡本身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在疾病中有的應該死亡的細胞沒有死亡，而有的不應該死亡的細胞卻死亡了？
這促使袁均瑛把「細胞死亡的機理」作為科研主攻方向。在哈佛，她找不到理想的實驗室，於是來到了鄰近的麻省理工學院，跟著霍維茨進入了細胞死亡研究領域。在霍維茨實驗室中，她發現了線蟲細胞的死亡基因，這是生物史中發現的第一個控制細胞死亡的基因。7年博士生涯結束了，她畢業了。正是此時，麻省總醫院計劃成立一個心臟研究中心，他們聽說袁均瑛有志於人的細胞凋亡（細胞凋亡是一種高度調控的細胞死亡機制）機理的研究，於是聘請她成立一個實驗室。
如果沒有敏銳地發現一個前瞻性的科學問題，沒有對科研生涯做一個全面規劃，袁均瑛也許就在哈佛隨性地度過研究生生涯——畢竟，不管將來發展如何，對大多數人而言，「哈佛畢業生」這個標籤一直以來都是「神一樣」的存在。可是如果那樣，她就不會到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也不會在霍維茨的指導下完成。
除了楊薇在大三期間轉入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就讀，其餘25位院士均是在中國大陸完成本科教育直至前往海外攻讀研究生。僅從他們挑選導師的經歷來看，他們對自身的職業發展有明確的規劃。最關鍵的是，他們始終是在結合自己的興趣，尋找年輕有為的中青年教師，而非刻意尋找頭頂「院士」或者「諾獎」光環的導師。
順便談談當代中國高校的問題
幾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琢磨怎樣才能提升教學技巧時，打開了網易公開課網站，點開了一所985高校知名教授開設的一堂史學課程。半個多小時里，教授重複講述「樹大招風」、「槍打出頭鳥」等傳統道德理論。唯恐涉世未深的大學生不能領悟，該教授繼續舉出若干實例，單刀直入地給學生灌輸為人要低調，不要太有想法等等道德標杆。
一個缺乏思想自由的氣氛中，學生的個性何以談起？學生的思辨能力何以得到發展？學生的興趣又何從挖掘？19世紀中葉，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曾經吶喊著：「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今天，這是一個大數據盛行的時代，這是一個數字至上的時代。高校奉行的學術評價也好，教學質量評估也好，掰掰指頭數數諾貝獎得主、院士、長江學者、傑青等等人物的數量，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標準化和固化的程序。
高校人員對它的感覺亦是說不清道不明，愛恨相加。畢竟，只要你所在單位向上級提呈的材料里包含的人物帶有這些頭銜，無需考慮這些人物入職時是腳踏五彩祥雲，還是光著雙腳，也可以不問頭頂光環的人物是腳踏兩隻船還是四六七八隻，材料自然也就光彩照人，為單位帶來的榮譽和財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曾經撰文提到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目前大多數海外知名學府和研究所招收科學家的原則是吸納全世界最優秀的人。然而，「最優秀」的標準不關乎頭銜，而關乎他們是否屬於有能力進行開創性研究的人群，這與院士們選擇實驗室、選擇導師殊途同歸。
附表1：歷年在大陸接受教育後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名單與他們的導師
參考資料
文中的資料來源繁雜，暫且省略。僅列出部分科學家專訪，供讀者延伸閱讀。
[1] 何勝陽專訪：https://www.cell.com/current-biology/pdf/S0960-9822(18)30234-3.pdf
[2] 郁彬專訪：http://www.yufamily.org/src/ShiTao_AnInterviewWithProfessorBinYu.php?xref=YuFamily_YuBin_interview_cn
[3] 袁均瑛專訪：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7-08/28/content_1800878.htm
[4] 吳皓專訪：http://wulab.tch.harvard.edu/PDF/Hao_PNAS_profile_2019.pdf
[5] 張首晟介紹：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0268-w
文章頭圖及封面圖片來源：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