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大禹是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偉大歷史人物。大禹治水的精神成為華夏民族排除萬難的民族精神，大禹治水的功績成果，促進了華夏民族從漁獵文明走向農耕文明，使人民安居樂業，積累了物質財富；促進了文化的產生，產生了國家文明形態。
大禹是中國國家形態中的標誌性人物，大禹治水的故事遍及中華大地，大禹故里的傳說也是眾說紛紛、毫無定論。關於大禹故里基本有三種，分別為大禹出自中原、出自東夷、出自西戎。其中的大禹東夷說，因東夷地區比較廣大，並無大禹的具體的生活地點，並無學者深入認真研究，成為一直存在但最不被認可的學術觀點。
東夷、中原、西戎本是古中華的地域概念，隨著相互之間頻發的戰爭，東夷、中原、西戎也成為相互對立的族群概念，成為後世人們區分華夏民族正統傳承的部族概念。因為大禹在華夏民族中的特殊地位，大禹屬於哪裡人，也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的一個未解之謎。
大禹因治水成功，造福民眾，受到各氏族部落的擁戴，建立了夏朝，成為中國國家概念的最初形態。大禹父子前赴後繼的治水，所建立的功勳，成為華夏部落形成建立的基礎。那麼大禹治水的最直接受益部落，淮河塗山上下游氏族，就成為大禹承繼帝位最有力的支持者。
《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中：「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記載了大禹在塗山治水，娶塗山氏女為妻，得到塗山氏族的支持，大禹對塗山的鐘情、在塗山成王成帝的前因後果過程經歷。可以說，大禹為東夷人，「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是最有說服力的史料與證據。
大禹治水，傳說很多，但能得到證實的地點，有史料明確記載的，唯有淮河流域的荊山塗山區域。《懷遠縣誌》記載：
「舊縣誌：淮河在縣東南二里，源發豫之胎簪山，至桐柏山而始大，書曰遵之，東行數百里至於荊山，至淮浦入海。水經云：淮水出荊之左，迂迴以入渦，麓高水匯為患，禹鑿（鑿）荊塗二山之峽，使淮出於其間，水乃安流。所鑿（鑿）處有遺蹟，冬月可見」。
「按名勝志謂，淮水初從荊山西麓迂迴入渦，禹疏二山水乃安流，今老河口上至石羊霸，遇盛漲，淮每由此入渦，意即迂迴入渦舊跡也。」
「斷梅谷在荊塗二山間，或曰二山本為一脈，禹以桐柏之流泛濫為害，乃鑿山為二以通之，今兩山之間有斷梅谷，濱淮為勝。」
以上三處縣誌記載，對荊塗二山地區淮河水患形成的原因，對上下游造成的危害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對大禹治理荊塗水患的具體措施，大禹鑿山導淮的具體位置，導淮前後淮河水道的走向等都有詳細的記述。《懷遠縣誌》「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其歷史史料的真實性與可靠性，是無可置疑的。《懷遠縣誌》的真實性與可靠性甚至超過我們所熟悉知的眾多文史資料，相信在全國範圍內的縣誌，能夠如此自信地「流所以周，知其邑之」無有其二，其歷史文化的悠久綿長，絕非史學界與考古界所能想像。而那些人所共知的傳世名著，因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干擾，焚書禁書不斷，在遠古史的史料方面極有可能被篡改，以達到統治集團的政治統治需要。而地方縣誌因影響力小，其原始信息保存下來的可能性更大、更可靠。因此，筆者對《懷遠縣誌》中關於大禹事跡記述的真實性深信不疑，對夏文化研究極為難得、珍貴，是研究夏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通過《懷遠縣誌》關於大禹鑿山導淮的記載，以及淮河在荊塗位置流向的變化、荊塗二山周圍的地理環境，我們可以得出許多令我們吃驚的歷史信息：中國上古神話與傳說，都有其歷史根源，都是對歷史重要事件的真實反映。
那麼，大禹父親鯀與大禹，父子兩人為何前赴後繼地以堵以疏的兩種不同方法，治理當時的水患呢？
相信讀過《史記》的讀者，對堯舜為了治理水患，先是命鯀治水，鯀以堵治水「負命毀族」九年而不成；舜又繼續命大禹治水，大禹吸取父親鯀以堵方法失敗的經驗教訓，改為以疏通的方法，最終成功治水，獲得了眾多氏族部落的擁戴而承繼帝位。
大禹成功治水之前，淮河流水受荊塗二山的阻擋，「麓高水匯為患」，被迫迂迴西流，在荊山西麓折向北流。荊山以北為廣袤低平的淮北平原，如果不對淮水進行封堵，將直接北流沖向正北方的四方湖古城。四方湖古城在四千年前的大禹時期，已經是個至少有二千年歷史古城，距今不少於六千年的歷史，是大禹與父親鯀氏族部落的聚居地。在此情況下，鯀的氏族部落必須採取一切辦法，阻滯淮水的北流，造成對四方湖古城的威脅。這種阻擋淮水北流的方法，就是修築堤壩堵住淮水北流。在後世流傳中，以堵治水就成為鯀治水的標籤。因為淮水在荊塗二山南麓的水匯抬高，無論鯀如何修築加高堤壩，也無法保證每年不同降雨不同水位對堤壩的衝擊，而治水失敗。
大禹面對這種年復一年淮水對四方湖古城的威脅，只能動員全氏族、全地區的人員力量，在不為原始淮水水道的荊塗二山之間，開山鑿石，長年累月地開闢了一個人工水道，也就是現在淮水通過的荊山峽。「禹鑿（鑿）荊塗二山之峽，使淮出於其間，水乃安流」，淮水順利通過荊塗二山向東而流入東海，避免了淮水北流對四方湖古城的年年水患威脅。
從以上縣誌記載，歷史史料、荊塗二山和淮水的歷史走向，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合情合理，符合自然利害關係的結論：鯀與大禹為四方湖古城部落人士，因年年遭受塗山西麓淮水北流的水患，而使得鯀不得不年年築堤堵水；大禹為徹底解決淮水對四方湖古城的威脅，對古城地區農耕生產的影響，在荊塗二山之間開闢水道，使得淮水自然東向通過荊塗二山，解除了淮水對四方湖古城的威脅，成為大禹以疏河治水為成功標籤的大禹治水。
「禹鑿（鑿）荊塗二山之峽，使淮出於其間，水乃安流」不僅解除了四方湖古城的常年水患威脅，而且隨著荊塗二山之峽的開通，上游水位下降，大片良田也得以耕種。「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人，雖欲耕，得乎？」（《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見，大禹治水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淮水水患對農業生產的嚴重影響，是為了本人、本氏族部落、淮水中下游部落的正常農耕生產；也就是解決了「然後中國得而食也」的問題。
大禹父子前赴後繼、任勞任怨地治水，根本的原因，是本部落氏族人解決本地區存在的生產生活問題。很難想像在當時比較原始的情況下，鯀與大禹和治水的人民，能夠從千里之外的黃河地區或者西戎地區，來到淮水的荊塗地區鑿山導淮，長年累月地去完成如此艱巨辛苦的工程。唯一合情合理的原因，就是本地人解決本地事，本地人辦本地事，自己的事情自己辦。鯀與大禹對淮水的治水，完全可以確定鯀與大禹就是塗山本地人，更精確地說是四方湖古城人。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淮南子原道訓》）。四方湖古城的歷史與規模、文化與文明的深厚，遠遠超出我們的認知。其在中華歷史與文化中的地位最終確立解決，還是需要如同大禹治水遵循的天然法則：本地問題本地解決，本地人解決本地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如此。
在任何歷史背景下，在任何情況下，不論對於個人、地區還是國家，所遇到的難以克服問題，只有當事者才能全心全力地去加以解決。面對困難，有的選擇逃避、有的選擇遠離，有的選擇面對、有的選擇克服重重困難加以解決。在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各地區各時期產生的許多文明形態，最終都消失不知所蹤；只有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地區、荊塗地區的華夏氏族，在大禹父子前赴後繼、堅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難，戰勝自然災害，贏得周圍氏族部落的欽佩與崇敬，從而形成了以華夏文化為影響力，得到人民普遍擁護認同的國家形態，建立了夏朝。這就是華夏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延綿不斷的中華精神。（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