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程」是崛起中的中國為根本探明中華民族文明起源，啟動的兩項重要國家學術科研項目，取得了豐碩學術成果。重建古史、走出疑古思潮是中國考古學的百年初心，探尋「最早的中國」、尋找中華文明之源是這項偉業的核心任務。
因為中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王朝變更頻繁，對於中華文明起源於何地？「中國」概念最早產生於何處？中國民族文化誕生於哪裡？二千多年以來，已成為中華民族所有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永恆夢想。早在二千五百多年的戰國時期，趙國趙武靈王的叔叔公子成就有關於中國人的具體描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由此可見，「中國之人」與「中國之地」已經成為各地諸侯國「遠方之所觀赴也」的聖地，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經過兩千多年中華民族精英的不懈努力，經過中華民族人民群眾的不懈傳承，經過百年中國考古不斷的失敗教訓，經過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誤入歧途的經驗教訓，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終於由來自中國之人、來自民族之人的民俗、民風、民間傳承所破解。一個燦爛、輝煌的五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以「一枝獨秀」的方式，傳承引領著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發展與傳承。
在中華文明探源的研究中，西周時期青銅器何尊無疑是一個關鍵的歷史文物，被認為是出現了最早的「中國」概念，是中國考古研究與歷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真實文獻，成為我們破解「最早的中國」的最可靠史料。何尊銘文中的「唯王初堙(遷)宅於成周」「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等記載，是我們研究西周歷史、中國概念、成周地理的重要史料，將西周時期的東都成周與中國文化概念的產生緊密地綁定在一起。研究中國概念的產生，就離不開對成周具體地望的研究與確立。
在《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青銅銘文中，有「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有「宗周」二字者僅僅28件，可見成周在西周時期無可比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成周的經濟地位也遠超西周宗周的經濟實力。其中有助於確定成周的空間範圍與具體所指地望較有價值的青銅器有：
【靜方鼎】隹（唯）七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師眔（中暨）殷省南或（國）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於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太）室。
【令彝】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察。丁亥，命矢告於周公宮。公命造同卿事察。唯十月初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造令舍三事命眾卿事察、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於康宮。咸既，用牲於王。明公歸自王。
【十月敔簋】隹王十又一月，王各於成周大廟，武公入佑敔，告擒馘百，訊四十，王蔑敔歷，使尹氏授賚敔：圭、瓚、貝五十朋，賜田於扲五十田，於早五十田。
【錄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古師。
【競卣】唯伯犀父以成師即東,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
【克鍾】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剌（厲）宮。王呼士曶召克，王親令：「克，遹涇，東至於京師。」賜克甸車馬乘。
【小克鼎】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捨命於成周，遹正八師之年，克作朕皇祖季寶宗彝。克其日用朕辟魯休，用介康、純祐、眉壽、永命、靈終。萬年無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兮甲盤】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於（余吾），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畝（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從以上的西周青銅銘文中明確可知：王在成周、成周與南淮夷密切相關、成周師與東國南國淮夷密切相關、宗周與成周相距有相當距離要一二月才能到達、王在成周接受獻俘等歷史信息。其中，周宣王時期的尹吉甫受命管理成周的賦稅而到了南淮夷，更是明確了成周地望與南淮夷水乳交融的歷史信息；成周對淮夷的直接經濟與軍事管理。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載：「天子（周敬王）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竹書紀年‧成王》：「甲子，周文公誥多士於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由此可見，西周東都皆指西周的王邑成周，是東方諸侯朝拜周王朝的京都之地。《史記·魯周公世家》載：「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周公東征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征服淮夷東土，實現了淮夷「諸侯咸服宗周」的政治目標。為了長久穩定地統治東土南土，在此地區營建成周城，便於東土南土的諸侯朝拜朝貢，在成周城設立王室宗廟、常駐成周八師。
周公東徵實現「諸侯咸服宗周」的東國南國諸侯有多少呢？【宗周鐘】給出了具體數量「二十六邦」：王肈遹眚（省）文武，堇強（覲疆）土，南或（國孳、子）敢臽（陷）處我土，王（敦）伐（其）至，（撲）伐氒（厥）都，（孳、子）乃遣閒來逆卲（昭）王，南屍（夷）東屍具（夷俱）見，廿又六邦。
「周文公誥《多士》於成周」讓我們知道了《尚書》中的《多士》是周公於成周城發表的告示。在《多士》中「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用尚寧干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讓我們知道周成王之所以在東方營建東都成周城，是由於「四方諸侯沒有地方朝貢，也是由於你們服務奔走臣屬我們很恭順的緣故。你們還可以保有你們的土地，你們還會安寧下來。你們能夠敬慎，上天將會對你們賜給憐愛；你們假如不能敬慎，你們不但不能保有你們的土地，我也將會把老天的懲罰加到你們身上。」。由此可見，營建東都成周城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安定新征服的淮夷二十六諸侯國，讓他們有一個方便朝服宗周的地方，否則的話，以成周八師的軍事力量將會讓他們失去土地，受到懲罰。
成周城的營建，不是為了方便西周王朝分封的京畿周圍王公貴族諸侯國，而是為了安撫新臣服的東方自治諸侯國，便於東方諸侯朝拜朝貢方便，「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淮夷舊我帛畝（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因此，東都成周城的地理位置，不是相近宗周的洛邑，而是靠近淮夷諸侯的淮河中游地區的四方湖古城。
「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兮甲盤銘文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成周與「四方」、南淮夷的同一關係。在周公在成周發布的《多士》中，「四方」一詞出現三次，因「四國」與「四方」同義，方國是當時對地方政權形式的統稱；「四方」一詞也頻繁出現在西周初期的各類文獻中，顯示了「四方」在西周初期的特殊地位。隨著西周王朝的滅亡，東都成周城也隨之衰亡，成為今天難以溯源的統稱「古城」；但成周城旁的四方湖因非地名，不在歷史文化的記憶中，才得以由世代生活於此的民族百姓口口相傳，保留傳承至今。
尹吉甫作為公認的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採集者，因「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長期駐守在南淮夷地區，廣泛接觸南淮夷地區的民族群眾，才徵集南淮夷賦稅的同時，廣泛採集南淮夷地區的民族群眾民歌民謠而成為《詩經》中的主要篇幅。同樣，在「成周四方」的尹吉甫，生活於四方湖畔成周城的尹吉甫，在採集創作的《詩經》篇幅中，「四方」「四國」的大量出現與使用，正體現了「成周四方」與今天四方湖古城的同一關聯性。
中國歷史文化在民族人民群眾中的傳承，才是中華文化綿延不斷的原動力。不論是青銅器何尊銘文中出現的「成周」與「中國」一詞的關聯性，還是《詩經》篇幅中出現的最早「中國」一詞；不論是青銅器兮甲盤銘文中的「成周」與「四方」的同一關聯，還是尹吉甫與《詩經》誕生的唯一關聯性；不論是「成周四方」與四方湖古城的排他性古遺址指向，還是四方湖古城與南淮夷的密切關係等，都向我們展現了中華歷史與文化發展中一以貫之、延綿不絕的傳承性：成周就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中國」，成周就是今天的四方湖古城，成周是地理上最早的中國，《詩經》中的「中國」就是文化上的「最早的中國」，四方湖古城承載著地理上的「中國」、文化上的「中國」、歷史上的「中國」，四方之中即「中國」。（作者：趙輝 中國民族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