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有兩大雅趣，這兩個雅趣正好對應明清時期的兩部小說：第一個叫「紅袖添香夜讀書」，第二個叫「閉門雪夜讀禁書」。前者對應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後者對應的是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這兩部小說看似內容、風格差異很大，但所寫話題則有著內在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性與獸性。
周紅藝繪《閉門雪夜讀禁書》
有趣的是，《聊齋志異》寫的是從獸性向人性的提升，《金瓶梅》則寫的是從人性到獸性的沉淪。近讀石鐘揚先生《末世的狂歡：金瓶梅與晚明中國》一書，對這一問題有一些新的想法。
儘管《金瓶梅》研究如今已成為顯學，有「金學」之稱，但因其被稱作「天下第一淫書」的緣故，要看到這部小說特別是全本，比其他小說的閱讀還是要困難很多，每個人閱讀《金瓶梅》的經歷似乎都是一段傳奇故事。
石鐘揚先生《末世的狂歡：金瓶梅與晚明中國》一書的跋文《刪節號的困惑——我閱讀史的一個側面》寫得特別好玩，他談的是《金瓶梅》的刪節問題和自己的閱讀史。
筆者也有類似的經歷和體驗，當年讀研究生的時候專業方向是明清文學，《金瓶梅》自然是必讀書，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讀得不過癮，想看的地方都被刪掉了。當時有個北京的同學想方設法找來全本，專門將被刪節的部分列印出來，一一將其插到書中相應的地方，這才算是真正讀過全書並擁有了一部特殊的《金瓶梅》全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金瓶梅詞話》
對很多人來說，《金瓶梅》是一部頗有些神秘色彩的小說，大家的閱讀情況往往和石鐘揚先生相似，從刪節本開始閱讀，慢慢想辦法看到全本。讀過《金瓶梅》全本，破除了神秘感之後，相信很多人都會認真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金瓶梅》到底是一本什麼樣的小說？
如果僅僅把《金瓶梅》當作一本性愛小說或情色小說來看，相信多數人會感到失望，因為與近些年網絡上流行的「下半身寫作」或「乳房寫作」等方式創作的小說作品相比，《金瓶梅》這方面的描寫並不算多，甚至可以說顯得有些純潔。
從目前公開出版的《金瓶梅》各類整理本來看，刪節最多者約一萬九千字，刪節最少者約一萬一千字，也就是說經官方認可應該刪節的，不過一萬五千字左右。一部一百回的大書刪去的內容只有一萬多字，與那些富有挑逗性的網絡小說遠不能比。何況《金瓶梅》中不少的性描寫採用的是詩詞形式，寫得較為含蓄。
老實說，如果從內容審查這個角度來看，《金瓶梅》里的色情描寫構不成多大一個問題。石鐘揚先生從刪節談起，目的在消除讀者對《金瓶梅》的一些誤解：它不是一本下流的黃書，而是一部嚴肅探討人性問題的小說。
《末世的狂歡：金瓶梅與晚明中國》
《金瓶梅》自面世以來，幾百年間一直蒙受著天下第一淫書的惡名，被污名化，它真正獲得文學經典地位是在二十世紀，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至於相關研究形成規模、達到繁盛乃至成為「金學」，則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事情了。
儘管與其他古典小說名著相比，《金瓶梅》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它後來居上，在眾多學者的參與和關注下，很快成為僅次於《紅樓夢》研究的一門顯學，這有大量刊布的學術著述、頻繁召開的學術會議為證。
在《金瓶梅》研究的各個分支中，人物形象的探討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這些探討主要集中在西門慶和潘金蓮這兩位主人公身上。放在中國古代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發展演進歷程中來看，這是兩位全新的人物形象，儘管他們最早出現在《水滸傳》中，但經過作者的重新演繹，形象與內涵已完全不同。
戴敦邦繪西門慶、潘金蓮
如何認識和評價這兩位新型人物，研究者眾說紛紜，看法不一。之所以如此，與研究者個人的思想理念、價值取向及觀察的角度有關，站在不同的立場、採取不同的視角，對兩位人物的看法自然會很不相同。
文學研究固然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還是有一些必須遵守的學術規則，筆者很贊成陳寅恪提出的理解之同情說。研究、評價一個人物，首先要理解，對其各個方面包括出身、經歷、性格、思想、動機等對其有著準確、深切的了解；其次是要同情，將其放到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去觀察，不能以今人的觀點和標準去苛求古人。
陳寅恪的這一看法素來為學界所認同，如果按照這一原則來研究《金瓶梅》人物的話，不能不承認，此前有不少研究沒有能做到理解之同情，而是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上用某種思想和模式去圖解人物，因此得出的結論也是值得商榷的。
石鐘揚先生的《末世的狂歡：金瓶梅與晚明中國》一書刻意避免這一弊端，該書同樣抓住《金瓶梅》中這兩位核心人物進行剖析，沒有先入之見，而是從最為基本的人性入手，深入探討兩位人物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寫出了新意，為《金瓶梅》人物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和借鑑。
《致命的狂歡：石鐘揚說金瓶梅品讀潘金蓮與西門慶》
先說西門慶，對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石鐘揚先生用「流氓」二字對其進行概括，很是準確，既指出其作為社會人的特殊屬性，也點出了其人性中沉淪的一面。
筆者贊成鄭振鐸在《談金瓶梅詞話》一文中的說法：「金瓶梅的社會是並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們至今還活躍於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著。……到底是中國社會演化得太遲鈍呢？還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寫，太把這個民族性刻劃得入骨三分，洗滌不去？」
表面上看作品寫的是一個人的發家沉淪史，在其背後則有著深刻的社會內涵，《金瓶梅》通過西門慶寫出了古代中國人的怪圈：
一個人做生意，不管他是靠勤奮致富，還是憑藉偷稅漏稅，當他獲得原始積累，生意做得有起色之後，通常會朝兩條路走。第一，向仕途發展，或是直接做官，或是尋找保護傘，官商勾結，西門慶走的就是這條路，他發家之後開始買官，完成從奸商到貪官的轉變。第二，肆意放縱自己的慾望，產生一種瘋狂的占有欲，完成從人性到獸性的沉淪。
《全圖校正足本金瓶梅全集》插圖西門慶
作品用相當長的篇幅來寫西門慶的結局，毫無疑問，這是一場人性的悲劇，西門慶看似占盡天下便宜，但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西門慶死的時候，大家不管是西門家族的成員還是左鄰右舍的鄉親不僅沒有悲傷，反而歡欣鼓舞，沒有一個人懷念他。他瘋狂的占有一切，但最終什麼都沒有得到，不管是愛情、友誼還是親情。
實際上作品並沒有結束，一個西門慶倒下了，千萬個西門慶又站了起來。作者描寫了這樣一種可怕的人性輪迴，在西門慶從人到獸的墮落過程中，如同一批失去控制的汽車，但沒有人去拉韁繩，任由他一路狂奔，直到生命的終點。
石鐘揚先生從人性的角度剖析西門慶，這個角度抓得很準。西門慶在從奸商到惡霸、貪官的轉變過程中，社會屬性逐漸讓位於自然屬性，獸性壓倒了人性，最終淪落為一隻披著華麗服飾的畜生。人如果沒有道德的約束，不受法律的管制，任由獸性發展，其實跟動物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錢、權皆備，肆意作惡，則更容易淪為畜生，西門慶就是如此。
《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從人到獸沉淪的全過程，所提供的人生教訓也是非常殘酷的：如果沒有美好的愛情，沒有深厚的友情，沒有溫暖的親情，即便擁有權力和財富，也不過是一隻人面禽獸，沒有美好的人性滋養生活，人很容易在金錢、權勢和美色中迷失自己。西門慶的死亡不是一個人的死亡，而是一個群體的死亡，他們始終沒有走出這個怪圈。
《人性的倒影：金瓶梅人物與晚明中國》
再看潘金蓮。這是石鐘揚先生在全書中花費筆墨最多的一位人物，對於這位被視為淫婦的女性，他並沒有直接褒貶，而是先做了大量的還原工作，還原其作為一個女人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進行評述。這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將潘金蓮作為一個正常的女性來看待。
他總結了潘金蓮生為一個女人的自然狀況：她的美貌，她的才藝，她另類的智慧，她野性的天真……作者反對《金瓶梅》研究中「濃烈的男權主義心態」，他認為潘金蓮是中國古代小說中最富有女人味的人物形象，她如果不是受王婆、西門慶調唆去毒殺武大，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墮落，作品會因此清爽得多。
全書從婦女之友的角度來觀察潘金蓮，甚至帶著欣賞的眼光去看潘金蓮，這無疑是一個大膽而有新意的看法。
其次，探討潘金蓮作為一個自然女人與其所扮演社會角色——小妾之間的糾結，對其行為和動機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
戴敦邦繪潘金蓮
作為一個正常人，沒有讀者會贊成潘金蓮那些有違社會倫理道德的極端行為和做法，但對其墮落、瘋狂不能簡單的譴責了之，而是需要全面深入的了解這個人物，需要設身處地的去解讀其內心世界。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天生的淫婦，美麗本身並沒有任何罪過，潘金蓮並不是一出生就是淫婦，她的沉淪有跡可循。
在男尊女卑的社會裡，她的舞台並不大，在害了別人的同時也害了自己，她同樣是一位悲劇人物。與西門慶相比，潘金蓮身上有著更多人性與獸性的糾結，她的沉淪有著複雜的過程，不能將所有的過錯都推到她身上。
可悲的是，她和西門慶一樣，最後都泯滅了人性，完成從人到動物的可怕轉變，在末世的狂歡中毀滅了自己。
回到西門慶，回到潘金蓮，石鐘揚先生的這種還原並非率性而為，而是在對學界以往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反思的基礎上進行的。俗話說，不破不立。這首先是一個破的過程，即對學界以往的成說進行梳理和辨析，對不合理之處提出質疑。
以潘金蓮為例，作者反對以往流行的紅顏禍水的老調，同時也沒有從女權主義的立場來進行詮釋，他的觀照角度與以往的研究者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那就是「以慈悲為懷，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切忌以罵代評」的態度來觀察、評論潘金蓮，首先將其作為一位正常的女人，還原其本真面目，然後從人性的角度觀察和評價。
黃永玉繪潘金蓮
在還原人物自然本性和社會屬性的基礎上，石鐘揚先生對潘金蓮、西門慶這兩個人物做出了自己的新評價。
比如西門慶這一人物形象，他反對以往頗為流行的新興商人說，指出這種看法「有悖《金瓶梅》文情與宋明時代的國情，倒有以時下主流文化圖解古代作品之嫌」，他將西門慶定位為一個十六世紀即晚明中國的新型流氓，認為他不過是中國封建官僚制度下產生的新丑，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新秀，《金瓶梅》對這位流氓的喜劇生涯進行了十分生動的展示。對這一觀點，筆者深表贊同。
看起來是對西門慶這一人物的評價，實際上是對以往研究狀況的反思和質疑。眾所周知，西門慶新興商人說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和前提，那就是明代中後葉，江南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種萌芽影響深遠，它不僅體現在思想界，而且還影響到文學創作。
基於這種認知，有些研究者將這一時期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新元素都歸結到資本主義萌芽上，不光是《金瓶梅》，甚至有人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也視為新興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照此邏輯，說西門慶是新興商人也就不足為奇。長期以來，資本主義萌芽說幾乎成為解讀明清文學作品的一副靈丹妙藥，成為一種研究定式和套路。
《性格的命運：中國古典小說審美論》
石鐘揚先生提出西門慶為十六世紀新興流氓的觀點就是這種重新審視的結果，它反對誇大資本主義萌芽對明清小說影響的做法，認為不需要戴這樣一頂高帽子來肯定《金瓶梅》的思想價值和文學意義，該書塑造了西門慶一個如此典型、豐滿、成功的流氓形象，這正是《金瓶梅》對中國小說乃至中國文化的重大貢獻，正如石鐘揚先生所說的，《金瓶梅》的精彩之處就在於，它「寫出了一個流氓發跡變泰的歷史，一個流氓全方位的狂歡，一個流氓所向披靡、無往不勝的英雄氣概」。
石鐘揚先生對西門慶的這種定性，讀者可以同意，當然也可以不同意，但其研究思路和方式是值得肯定，具有借鑑意義的，他在還原人物自然本性和社會屬性的基礎上，回到西門慶自身，從人性出發，在中國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觀照西門慶，放棄那種機械套用西方理論的慣常做法，這是一種可以接受並值得提倡的研究方式，對此是要給予充分肯定的。